昨日军统 (541)

事后，毛森感到十分后悔，他回忆说：

“但（我）随觉太过大意，竟脱口说出住处；立即转头四望，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离我不远，正注视着我。我心深觉不安，但已说出口，无法收回。一路自思自解，可能自己神经过敏。到家后向妻提起，她认我可能误认可疑之人，并不在意。”

事实证明，毛森的这个疏忽铸成大错！

次日凌晨，日伪即到清吟巷“调查户口”。毛森说：“当时查户口本系常事，须令每家男女老幼，排列门前，任其盘问。我因心有昨日芥蒂，略有疑惧；又想不会有这样凑巧事，略事迟疑，仍旧走出门外。”

刚出大门，毛森一眼见到看到的，正是赵懿义，据毛回忆，赵当时“穿着军衣，夹在伪军队伍里，双手似尚锁着手铐”。

赵见到毛，即向日军示意，毛怒视赵，同时“示妻速作应变处置”。

毛森回忆说：“日军即押我入屋搜查。这是相府花园楼阁，范围极大，屋后很多房间，我多没有进去过；至于我们的秘密文件，当然得很好，敌伪无法找到的。──我的密码本、机要文件，都藏在二楼窗盘框下，窗叶并非玻璃，是用蚌壳嵌成，半透光而不透明；窗框是木做的，我将窗外木框下的砖拆去一块，里面掏出一些空间，把电本密件，藏入中间，仍将原砖合上，天衣无缝。但敌伪虽未搜得任何可疑证据，我却仍被带走。”

按：毛森租住的“清吟巷八号”，是前清大学士王文韶的宅邸。

这是毛森第一次被捕。

所幸的是，胡德珍及毛的岳母等人，被认为是“家属”而未予株连。胡见毛被捕，立即采取应变措施：“通知各方，暂时割断联络，嘱各镇定应变。朱文友倒尚沉着，徐松坚则颇惊惶，各单位暂停活动。”

事后，毛森回忆说：“在我出事之后，我曾细想：当时我如不出来而设法逃避，恐亦难脱网罗。因清吟巷很短，在王府门前甬道上，即约有一百余名伪军，屋后及左右，可能也有大军包围，很难逾围逃脱；躲匿屋内，仍将被其搜出。即得逃脱，必捕妻与岳母及朱文友追究，立刻波及电台；这样自上而下的牵连，势必全站覆没。现仅我一人被捕，且尚未确定和暴露身分，实为有利得多！”

在狱中，毛森反复思量，觉得形势还没有发展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一，没有丝毫证据被其搜去，我与赵懿义几次见面，都是口头嘱其好好立足生存，没有文字指导，他实际尚未开始工作；我绝口否认，应没有入罪左证。

第二，我是火腿、米店老板，与人虽少交往，但手下经理朱文友，是杭垣巨商，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反日首领。

第三，我有家小老母，居住相府，对我似有三分重视。”

毛森回忆说：“当晚日人入屋时，见厅堂悬有王文韶宰相遗像，他曾低头敬礼，不知是否日本因系君主国家，对大臣存有尊敬习惯？抑为笼络失意政要，做其傀儡，故意做作？可能叨了这点光，对我没有用刑。”

经再三权衡，毛森打定主意——采取“抵赖”的方式，“打死我也不说”！

现在可以体会到，对“组织”来说，王长安的“自寻死路”，实在是最好的保护之道，真正是“壮士断腕”之举。毛森说

“他们听赵一面之词，说我是重庆方面派来的抗日首领，把我当作游击队首领。王长安亦自吹有一百多人枪，现王已死，无法令其对质；但查遍各游击队，没有我这个人，令各被俘游击队指认，没有一人认识我。苦逼赵懿义，他乱哭乱供，敌伪毫无办法。”

没办法，日伪将赵懿义关到毛森的监号，让他“套话”。毛森回忆说：

“他（指赵懿义）童心未泯，竟老实说出，日人要他向我套供，探讨我的身分党羽。”

这时，同监号关押的十余名“犯人”“哗然责骂”：“赵老板是清河坊火腿、米店大老板，你这小鬼为何要陷害他？你这没天良的家伙，打死你！”

毛森说：“大家攘臂要打，他不知所措，伏地乞怜，还是我劝息众怒。至此，他才知道我是商店老板身分，也是姓赵。”

回忆起这段经历，毛森说：“我因筹划工作，费尽心血，为了全站安全，忧心如焚；被捕之后受尽折磨，骨瘦如柴、支离形丧，全靠精神力量支持体能。此时形相，绝无人相信我是平阳之虎。妻每隔一、二天，送来一篮丰美菜肴，不能见面，均交由看守送入。我都食不下咽，分给同牢难友享受；看守狱卒，亦常受妻赠送，故大家对我十分同情巴结。同房有一扬州捏脚敲背师傅，还常给我敲背。我趁此对赵晓以大义，说了很多忠君爱国的故事，和尽忠职守，不可出卖自己人的大道理。同牢难友，自不知我话中有话，也帮助指责，赵自认该死，指天誓日，决不再陷害他人。”

这天，毛森被提出来，审问他的，似是一位日军高级军官。毛森说：

“日军官问我一些游击队情形，我概答不知，又问我军事术语，我都答不出或答以商人术语，他又看看我的手掌指节，细皮白肉，没有丝毫拿过武器的痕迹；有一伪军突然叫了一声‘立正！’我把他看看，没有立正。我知他们追审的方向错误，始终疑我游击队首领，实际我与游击队确无关系，也没有做行动工作。赵懿义总是打一顿就乱供乱攀。至此审拷技穷，日人大半认我是商人，被赵懿义受刑乱攀的。就完全交给伪军侦审，不再理会。”

事有凑巧，伪军“警务处”方面，新调来的一位“司法科长”曹某与胡朴人是旧交。某日，二人偶遇，曹谈到他正负责审理“清河坊火腿、米店老板赵如金”的案子，胡即称“那是我的妹夫”，请曹帮忙“解脱”，并让胡德珍送他一辆“黄包车”作为贿赂。曹即表示：“得人钱财，予人消灾。”随即准备“三堂会审”，令“赵懿义”与毛森当庭“对质”，以便“定谳”。

事前，曹某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因他也搞不清“赵如金”到底是何许人也，于是，他找到胡朴人，对他说：

“这要看你妹夫是否祖上积德了。如果赵懿义当面指证你妹夫是重庆抗日分子，对你妹夫不利，那我两点钟开庭，当在四点钟以前设法派人通知你；你要立刻离开杭州，我在五点钟退庭前，即将出拘票抓你。盖你在杭州到处奔走，公开营救你妹夫，他如有罪，你当然是同党。希你预作准备。”

会审之日，毛森借着上厕所，暗中警告赵懿义：“千万不可指证我。”看守也痛斥赵：“你这小鬼，不能陷害好人。……”

毛森回忆说：“赵仍那副哭相，自责自骂：‘我该死，我出卖老板（军统局的人对戴都称老板，下级对上级也常称老板。外人听起来只当商店老板。）……’回至候审室时，赵仍那副样子，他对看守人员说：有人告诉他，今天对质过后，明天即可保释，请代通知其父来保。”

看守们鄙其为人，听了即吓唬他：“人家与你无怨无仇，你看老板娘还大着肚子，你为什么要害她一家老小？你明天要杀头，还想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