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28)
东北训练班原定时间三个月，结果仅一个多月即草草收场，李元超说：“1933年春，因为日军进攻华北，该班即提前结束，所有23名学员由戴笠亲自率领进驻平津一带，从事收集日伪情报，当时随同北上的还有郑介民、徐为彬、江雄风等人。”
当时，因还没有对学员们明确培养他们的目的，因此，是以“实习”的名义将这些人派到华北的，乔家才说：
“训练完毕，由江雄风和徐为彬率领，到达河北保定工作，要他们每天到火车站登记南来北往的火车，那一列车上有多少军队，什么番号，都得弄清楚。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开走，一分一秒不能错，晚上做成报告。这时候他们才明白，那里是要他们到张北分校当队长，是要他们做特务工作，搜集军事情报。”
这下学员们不干了，要“造反”。乔家才说：“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彼此已经混熟。一切情形摸得很清楚。人多气壮，不再害怕什么。他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既然不是到张北分校，就有理由不干，要求送返他们的原部队，否则拿出怠工来抗议。”
徐亮、江雄风没办法，只好搬出戴笠。
当时，戴笠、郑介民都在北平。
——郑介民是到北平“履新”，他的公开身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力行社北平分会书记并兼任特务处华北区特派员。陈恭澍回忆说：
“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配带军阶的正式军职。
戴笠则是到北平等地“视察”。陈恭澍说：
“再说戴先生留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笔者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份，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微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正是这次，陈恭澍结识了戴的秘书毛万里，并成为终生挚友。
听说学生们要“闹事”，戴亲自赶来做工作，说：“你们都是军人，军人以身许国，国难当头，国家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军人以服从为第一，那里由得你们自己?”
最后，戴笠又拿出他“家长”那套作风，威胁说：“在军官班，两百多人中间才挑选了十个人来，并不容易，去吗?更难。老实告诉你们!从今以后，只有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准再说什么，应遵守团体的纪律。”
实际上，戴笠对这个班的学员非常重视，李元超说：“东北训练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当时特务处很重视这些人，同时又是戴笠亲手主办的第一个训练班，认为这23个人是他的基本干部，因而在待遇上比较优厚，在班内受训期间，每月给薪金40元，毕业后到华北工作时，一开始就是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00元。”
在戴笠的恫吓之下，谁也不敢再“叫板”了，乔家才说：
“在保定工作，实际等于实习，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无事也可生非，况且已经闹过一次麻烦，于是，立刻把他们二十个人分散开，派往北平、天津、石家庄、邢台、唐山、榆关、绥远、热河。张家铨因为有特务天才，最幸运，派往天津，做王天木的书记，编写报告。”
杨清植则被戴笠调到“浙警”当学员队长，可能是看他比较“诚实”吧，从此杨几乎当了十年“学生头”。据沈醉回忆，临澧特训班开班时，分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其中第二大队大队长即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后因在“南岳游干班”盗窃班费败露而被戴笠枪决）。此后杨随该班辗转黔阳、息烽，并任息烽特训班学生大队大队长。
此后，王孔安执掌兰训班，将杨清植调过来，继续当学生队长。
按：因学生队长要与学生一起出操，“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个苦差事，因此很少有人爱干。
这时，第一期学员已经单独编队，赵长金回忆说：“直到l940年初，才将第一期各系尚未分配工作的学员两百余人，集中编成一个队，放在一边，派上尉区队长徐德亮负责管理，待命毕业。”
刘培初回忆说：“因教务训育计划，早经实施完成，不能再来一次的反复施教，这批生龙活虎的青年，要从用管理来拴束他们是万难的。而在校规上又明文规定，不能随便出校，游荡于城市之中，他们又将寄情愫于何处呢？因此这批青年，只好关在校门之内。让他们去酝酿，去发酵，去热情奔放得横冲直闯。渐渐地使他们对本班失去信心，使本局一点威严与神秘褪色，这不太可悲吗？”
其时，因久不分配，大家闲得没事干，已经快给憋疯了，经常找茬无事生非，某次，他们与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兰州总队学员打篮球，结果出了大乱子，宗化民回忆说：
“这天军校的负责人顾希平、警校兰训班的副主任王孔安都亲临观看比赛，并请当地最高长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主持开球。开始比赛不久后。朱绍良、顾希平，王孔安都离开了球场。因为是星期天，观看的人特别多，因有丨警丨察、宪兵维持秩序，比赛的前阶段秩序很好，警校兰训班球员的技术高，胜过军校球员，着便服的特务学生啦啦队高喊‘军校、警校是一家，军
校、军校加油吧!’后半场警校兰训班球员因体力不济败于军校，场外着便服的学生只给警校加油，而对军校却喊‘嘶杀’之声，军校的学生表示不满。”
这时，一个军官喊道：“我们赛球你们这一群便衣伤兵叫什么?”
兰训班学员听了很生气，不知谁喊了一声 “打!”登时秩序大乱，宗化民回忆说：
“警校学生（包括招待所着便服的学生)与军校学生打成一团，双方领队制止不了，有的人受伤，头破血流。宪兵起初只是劝说，维持不了秩序，以后就朝天鸣枪企图制止，想不到枪声一响闯了大乱子，在场的十几个宪兵，有的被警校学生包围，有的被军校学生包围，三方乱打乱作一团，宪兵寡不敌众，他们的手枪都被夺去，最初开枪的宪兵被警校招待所的学生夺枪击伤腹部。闻以后因伤重死去，警校、军校学生打架，双方各有受伤者二十多人。宪兵人少以开枪维持秩序触怒了两校学生，都被架走做了俘虏。经过一个钟头，两校当局才下令派人招回学生，放走宪兵，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极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