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24)

潘其武，1904年生，福建长乐人。

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进入特务处以后始终当秘书。

提起潘其武，许多人都有微词，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讽其为“公馆秘书”，意指他无甚本领，一味走“上层路线”——其实潘绝非凡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后当上“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

说起潘搞的这次“签名”活动，其实是很不寻常的，因军统的用人，均操诸戴笠，向不容他人置喙，于是刘培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回忆说：

“但在廿九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为局本部的书记长，那时我任督察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木局向无此例。我认为戴先生所任命的督察主任，是要有这点风格的。”

最终，毛人凤还是如愿以偿，代理了“主任秘书”，其实，潘其武此举，搞不好还是戴笠在背后指使的呢。

刘培初与毛人凤的争吵，与此前的这次“抬轿子”事件是否有关，不太好说，但如果有关系的话，笔者可以断言，其曲，一定在刘，而不在毛。

以毛人凤的一贯作风看，绝不会因为昨天你反对过我，今天我就借机把你挤出罗家湾局本部，毛做事，绝不会这么“浅”，否则他也不是毛人凤了——办公室政治，不是这样搞法的。

反观刘培初，心里先就存了芥蒂，没准觉得毛有意刁难，他又是一个说话一贯“硬邦邦”的人，极有可能“话赶话”，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所以，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有当官的，有干活的——乔家才、刘培初，都不是当官的料，而是干活的命。

其实，毛人凤还是在刘培初的推荐下，才调回本部工作的。当时毛还在张毅夫的西北区工作，刘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认识了毛，回来之后，即对戴笠说：“毛人凤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基甚好，如能在戴先生身旁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刘培初后来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在十年后做了局长。”

与毛的冲突，令刘怒不可遏，愤然辞职。他回忆说：“事后，我发出一个电报，向在东南视察的戴先生辞去督察主任与训练科长两职，并申明我自行到禁闭室待命，不得批准，誓不出此室。逼得戴先生只好照准，并深加安慰，立命我到兰州特训班视察。”

兰训班是继“临—黔—息”训练班之后，军统另一个大规模培训特务的机构，该班设在大后方的甘肃兰州，于1938年8月开始筹备，戴笠对这个班非常重视，乔家才说：

“因为从事抗战工作，军统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干部，临澧训练班一处训练，已感到不足应付需要。而且武汉沦陷后，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还费时，为了吸收西北和华北潜回后方的爱国青年，呈准增设兰州特警训练班。”

兰训班“班主任”照例由戴笠自兼，而由副主任负实际的责任，第一期的副主任，原定由兰州丨警丨察局长马志超兼任，后改派另一位军校一期“学长”、曾在欧洲学习警政的刘璠。

此后，因军统在重庆举办“外事训练班”，以刘璠为副主任，主持班务。兰训班副主任，换上了老资格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王孔安。

王孔安，字静轩，1901年生，陕西咸阳人，军校六期毕业。

与军统的大多数人不同，王孔安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考入黄埔的，他自幼随家迁居四川广元昭化古城（即三国时著名的葭萌关）后曾赴日本学习，回国后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的前身）外语系，1925年毕业。

王孔安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在校期间曾从山东太极名家姜殿臣学武。

按：时任武昌高师校长的张继煦亦是太极高手，姜殿臣就是他特聘的国术教师。王孔安曾见过张打拳，他回忆说：

“张校长系一瘦小精干型的人，而步履安详，举投轻快，两目炯炯有神，望之不似六十上下的人。其担负艰巨，有举重若轻之象，不知其体力精神，何以至此?有一次，一个校庆节目上，有张校长的太极拳表演，表演毕，掌声雷动，斯时，始知校长固精于国术者，其老而弥健，盖有由矣。”

毕业以后，王到四川成都当教师。北伐军兴，王孔安南下广东报考军校，并结识了浙江人徐亮。乔家才说：

“咸阳王孔安原在四川成都大学教书，也扔下教鞭，去黄埔扛枪杆。他到达广州，住在长堤广泰来旅馆。无锡的徐亮和江山的戴徵兰则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首先是王孔安和徐亮在长堤碰面，两个人一听说话。都是外省口音。不用问，一定是想进黄埔的。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就在长堤天字码头，所以，常来长堤溜达的各省青年非常多。王孔安和徐亮详谈一会儿，成了知己朋友。彼此交换了所住的旅馆地址，常相往来。”

某天，徐亮回到宏信学旅，正好看见老板娘“大发雌威”，截住一位住客：“你今天交不出房饭钱。我就扣留下你的行李做抵押，从明天起，就请你走路，休想再住在我们这里。”

乔家才说：“徐亮见这位住客，是每天都见面的熟面孔。看年龄，至少比他大七、八岁，气宇轩昂，十足绅士气派，不像是做生意的。他问明老板娘欠多少钱，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五元钱，代替还清欠账。老板娘钱一到手，判若两人，原来的一脸怒气，一扫而光，立刻变成笑脸，不再那样泼辣了。那位住客却扬长而去，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这位“绅士”，就是戴徵兰。

乔家才说：“晚上，那位欠房钱的住客来到徐亮房间，互通姓名，才知道也是来考黄埔的，他叫戴徵兰，江山人。王孔安正来看徐亮，三个人性情相投，都具备一种豪爽侠义的气概，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形影不离，遨游于广州附近各名胜。”

等到考试发榜，王、徐如愿以偿，被编入六期入伍生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二连，戴则落榜。这时王孔安建议说：

“你以前叫春风，现在又叫徵兰，都不像军人的名字，恐怕你吃了名字的亏，最好改个名字?”

听人劝，吃饱饭——戴徵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字雨农，并再次报考黄埔，一举成功，编入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十七连。

乔家才说：“关于戴先生改名的故事，王孔安至今还是津津乐道。”

在校期间，乔家才并不认识王孔安，他回忆说：“我和敬宣兄系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我是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他系第十二连。他此我大了九岁，毕业于武昌大学，老练了许多。我们虽在同一个营里，因为住地分散，不在一处，接触不多，所以在学校并不认识。”

此后国共分裂，在校的五、六期同学星散——戴笠随新组建的骑兵营去了苏州，并从此流落南京、上海一带；陈恭澍、张作兴、齐庆斌等逃回北方，连毕业证都没领着；乔家才逃出广东之后，辗转到杭州归队，后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此外，还有700多人留在广东，并于1929年2月在黄埔毕业，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毕业以后，即与徐亮一起投奔了戴笠的“密查组”。乔家才说：

“这时候，戴先生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个上尉联络参谋，除了薪饷，没有另外的费用，也没有组织关系。单枪匹马，艰苦奋斗。所有帮助他工作的人，都是基于革命热忱。基于朋友交情，无名无利，王孔安就是最得力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