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22)

就在雅氏回国前不久，刚刚经历了“华北视察”的乔家才，身心俱疲地回到重庆。

一回来，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告诉乔，戴老板准备派他到成都去负责当地的“禁烟密查组”，并特地告诉他“这份工作很不容易获得”。

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中午，戴笠在枣子岚垭“漱庐”请乔家才“工作午餐”。乔回忆说：

“同席有机要秘书陈康、王璇等七位同志，他们刚从外事训练班毕业，年龄都没有超过二十五岁。机要室系戴先生的办公室，机要秘书系临时职务。戴先生从外事训练班选出比较优秀的同志，安置在身边，让他们处理呈送他批阅的文件，使他们了解工作情形，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意很深长。”

乔家才说：“吃完饭，戴先生同我谈工作，我坐在距他三公尺的对面，七位秘书排成人字形，坐在他的两旁，有两位秘书，手执铅笔和拍纸薄，大概是准备作速记录。”

乔汇报了此次华北视察的经过，并在最后说：“这一次我到华北去，白跑一趟。我不能防止住平津工作被敌人破坏，使许多同志牺牲的牺牲，蒙难的蒙难，我应当负责，接受处分。”

乔回忆说：“说到这里，想起多年来共患难的朋友们壮烈牺牲，忍不住，眼泪一直往下淌。”

戴笠见乔过于激动，即打断他的话，说：“我应当负责，我应当负责!”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我因情绪很激动，说话比较放肆，戴先生始终严正而又温和地向我解说，他并没有责备我批评不当，或者说我出言不逊，可是那七位年青的新进的秘书同志倒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脸上的表情，显得格外紧张，很替我担心的样子。”

乔还说：“事后，我们碰面，他们都对我表示，他们万没有想到戴先生有那么大的雅量，更没有想到我有勇气做那些直率的批评。他们怕我撞出祸来，结果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确实不同于一般。”

按：七位“年轻同志”的担心，当然是因为不了解戴笠，但戴笠很了解乔家才，他这位军校的同期同学，说话办事一向是这个样子，好话都不招人爱听，何况是憋了一肚子火呢！

乔家才回忆说：“这次谈话，整整谈了一个半钟头，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钟了。戴先生立起身来，让我稍等片刻，走进里屋。五分钟后，他又走出来，交给我一张条子，让我送给人事科。”

乔一看，上面写的是：“仍派乔家才同志为督察室主任。”

——好好的一个肥缺“禁烟密查组”干不成了，要去干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前一任督察室主任，就是当年乔家才的对头、后来又不打不成交的刘培初。

抗战开始以后，经戴笠同意，刘培初调到军委会第六部第二厅，公开职务是工运科科长。

军委会第六部后改为政治部，据当时曾在政治部任职的士心回忆说：

“‘八一三’淞沪抗日之战结束后，接着京畿陷落，政府西移武汉。当时为了适应情势的需要，军事委员会明令撤销第六部，另行成立政治部，除特任甫由淞沪战场抵达武汉的前敌总指挥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为上将部长外，并为表示国共两党真诚团结，以及与国民党以外各党派衷诚合作起见，又简派中共巨头周恩来、第三党要员黄琪翔两人为中将副部长。同时，在政治部内又设立了一个专事罗致全国著名学者、专家、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设计委员会’，总共礼聘了二百二十四位同少将委员，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除了男委员，还有女委员。”

按：周恩来的夫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邓颖超即“同少将委员”之一。

士心就是受中统指派，到政治部监视周恩来夫妇的。他回忆说：

“笔者那时适服务于中央党部某单位，在政治部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奉派持陈果夫先生的亲笔介绍信，谒见陈诚部长于武昌大东门外的南湖，陈氏披阅了果夫先生亲函，并面询了我几句，当下便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派××为本部中校服务员，着到总务厅工作。’”

士心回忆说：“我开始上班不久，便不停地到处打转，任何单位的办公厅里，都可见到我的踪迹；其实，我唯一的目标只是周副部长室而已，但我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慢慢有机会才能飞将进去，否则便会不自然了。”

士心还回忆说：“原来陈诚部长当时身兼数职，非常忙碌，逢到星期日，要在饭厅临时改作大礼堂，举行国父纪念周，陈部长有时因事不能到部主持，而张厉生副部长又或因事未到，按照阶级职位，便应该由周副部长代表部长领导行礼，但周每当司仪人员高唱向党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时，全体行礼如仪，而周身为主席，却始终直立不动。笔者为此，有一次曾大胆问过周恩来，何以不鞠躬？周解释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资格向党国旗行礼呀！’”

由于政治部的这种特殊性，使之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作为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可想而知，刘培初在这种环境里是没法生存的。

不久，武汉撤退，在戴笠的指挥下，刘培初协同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之后，撤往长沙。刘回忆说：

“我从武汉经沔阳来到沙市，于长沙大火之夜到了长沙。这时我对政治上的饥渴尤甚，一路问长沙有否新的策划与活动，我总以为丢了南京，国人对此刺激似尚不足，而今武汉也失守了，政治上的生机，也应该应运而生了，只有一线生机，才能打开这一政治闷局。”

刘培初回忆说：“戴先生请我吃晚饭，说我来得正好，全局财物眷属均在沅陵，那儿十分紊乱，须我立即前往主持，并叫一摩托卡司机马牧同志，亲自分付他漏夜送我到常德，并说沿途车辆甚多，极难走通，只有马牧同志和这摩托卡，可能有办法。”

刘说：“我们离长沙不远，长沙便成火海一团，到猴儿渡，成千的汽车堵途不能通过，马牧真有一手，他千方百计的走出猴儿渡，过河后直驶常德坦途，清晨便到了，戴先生知人用人之明，于此一司机之微，也洞察到他的肝腑。”

按：正是在猴儿渡，戴笠在指挥军统物资抢运时遭遇敌机，随侍的“临训班”学员史焕章舍身保护戴笠，自己却被炸成重伤（史在回忆中，称猴儿渡为“猴子石渡口”）。

此后，马牧在贵阳不幸遇难，刘培初说：“他在沅陵，曾教我学会开这极难学会的哈雷三轮卡，其他的车子那太容易了，使我终身也忘不了他。”

刘回忆说：“我在沅陵切实忙了好几个月，才把这杂乱一团的人与物整理清楚，用数百辆卡车先后输送到贵阳，戴先生从长沙到东南后，犹对东南的同志们说：我把沅陵那个杂乱局面，交培初同志去处理，使我已十分安心，毋庸挂怀那边的一切了。闻之使我十分感动。”

1939年春，刘培初才来到重庆，即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并兼任训练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