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14)
重庆生活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此之前，军统局已经着手迁往重庆。军统高干邓葆光回忆说：
“特务处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与大小不等的平房，作为特务处（这时是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不久，强迫买下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接待室。又向四川失意军人强购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抢到曾家岩50号房子作为戴公馆。还抢到磁器口缫丝厂几十间老式平房和对山上的一座破庙五灵观，设缫丝厂办事处和立人小学。利用这些基地，逐步扩大地盘，用军委会工作需要的名义，征购地皮，把附近一带的民间房屋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有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广大的农田山地，一股脑儿强买豪夺地占领过来，组成屠杀人民的大魔窟——中美合作所。”
事实上，邓葆光所说的这些房产不是一下子凑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个期间，也是军统膨胀得最快的时期，其最表面化的标志，是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科”（主要是“业务科室”，像“总务”等部门仍然是科的编制），基本上都升格为了“处”，处长也都名正言顺地挂上了少将军衔。
这当中，电讯科升格为第四处，处长就是魏大铭。
第四处是个挺特殊的部门，处处都透着与重不同。
特殊之一是编制大，人员多。第四处下边光无线电总台就有两个，一个在重庆复兴关遗爱祠，一个在息烽底寨，后迁回重庆郊区南垭，其中，遗爱祠总台的先后两任总台长都是我们的“熟人”，一个是杨震裔、另一个是查绥之。此外还有一个监察台和一个侦察台。
特殊之二，第四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马鞍山，与本部完全隔离，光有本部的出入证是进不了第四处的，自成体系。同时，第四处的人员不归局本部的人事科管，而是单设一个考核股，负责人事调配。
特殊之三，第四处下边还有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即魏大铭，他的手下，有个外国“雇员”，叫做HerbertYardley，我们一般翻译为赫伯特?雅德礼。
不错，就是写过《美国密室》的那一位。
赫伯特?雅德礼，1889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在当年，雅德礼是个挺了不起的人物，因他在MI-8的时候，其团队曾号称破译了一万多条外国密电，事后，他就写了那本著名的《美国密室》，一下名扬四海。结果这老兄写书写上了瘾，又写了一本《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因“泄露政府机密”被查禁，搞得灰头土脸，正处于最倒霉的时候。
正在此时，一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注意到了雅德礼，并将他推荐给了戴笠。
这个人就是萧勃。魏大铭回忆说：“萧勃先生字信如，湖南人，湘雅毕业，以非军人身份经杭州甲训班后，保充驻美使馆副武官，确是戴先生的慧眼识拔。他能突破规章限制，进入美国陆军参大，故与美军方人士接触面甚广，亦能深入，曾于民国廿八年秘密策动前美国国务院‘黑室’主持人密码专家雅德赉秘密来渝，指导我们对日密电研究工作两年。”
原军统电讯人员张成信回忆说：“抗战前军统第四处的电讯机构开始只有破泽密码的萌芽组织，以竺烈民、邱沈钧、季直、王怀仁、刘宝岩、蔡锡煅等少数人员，从事对国内非蒋嫡系军政往来的简单密电侦抄检译，猎取情报。抗战开始后，戴笠密使驻美使馆的助理武官肖勃，在美周旋活动，重金聘请曾在美国防部工作过的黑室负责人雅德赉少校来华，协助军统培训密码破译人才，协议合同，为期一年。”
“雅德赉”即雅德礼，1938年10月，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夕，雅氏来到了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香港。他回忆说：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我终于到达了香港，真有点不敢相信了。为了避免被日本人认出和暗杀，我用的是一个假名——赫伯特?奥思本，而且特意取道欧洲而来。自从我出版了《美国密室》后，因为书中对日本搞的阴谋诡计作了揭露，我在东方已上了黑名单。所以，请我筹建‘中国密室’的中国当局，只好将我偷偷运进中国。到香港后，我和我的翻译林帆接上了头。林帆受命带了许多钱，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舒适。”
雅氏回忆说：“在接下来焦急等待的日子里，我努力向翻译证明我的能耐，好给自己挣个脸。由于顶着一个令人敬畏的名声，即便想维护这样的声誉，都变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就考验了我随机应变的能力。”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或者说，也很荒谬，雅氏的翻译林帆——向他请教关于西方女性某些部位的颜色问题。
按：所谓“林帆”并不是一个真名。可能是吸取《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一书被查封的教训吧，雅氏在回忆他的中国之行的时候，给他提到的每一个人都起了一个代号，比如，他可能觉得戴笠是专杀人的，就叫他“刀斧手”，对于自己的直接上级魏大铭，雅氏不大看得上，于是就叫他“笨驴”。
听到林的问题，雅氏认为：“看来，该轮到我来展示自己是无所不能、力量强大了。我答应为他拉一次皮条，让他自己看看。”
在回忆中，雅氏不无自嘲地说：“我这个外国专家，原本是为重庆政府编写密码和从事反间谍活动的，没想到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却是如此地奇异。”
雅氏本人就极好女色，因此满足林的愿望，既是“成人之美”，对他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为了“颜色”问题，雅氏居然直接找到了香港的警察局，问一位“傲慢的留着胡子的英国上校”：“香港哪里可以找到白人妓女？”
在回忆中，雅氏十分鄙视的回忆说：“上校像癞蛤蟆一样吸了口气，肚子鼓了起来，告诉我，在香港没有白人妓女，即使有，当局也会将她们赶出去的。我知道，他要么是个傻蛋，要么就是在撒谎。但是除了离开，我也无计可施。”
这时，那上校的一个“爱尔兰下属”跟了出来，告诉雅氏：“市区有两个白人妓女，是法国人，而且非常亲切。”
雅氏听了很高兴，于是兴奋地带了林去看“西洋镜”。他回忆说：
“那间公寓坐落在一座可以眺望海湾的山上，由一个肥胖、搽满了胭脂的鸨母管理。我让林在外面等，独自跟这个鸨母进了公寓。我坐在堆满了杂物的偏厅里，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边进行初步的讨价还价。这时，一个非常迷人的棕发女郎和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出现了。我用蹩脚的法文向她们解释说，我正在去中国内陆的路上，她们可以帮我一个大忙，一个帮也行，一起帮也行。”
雅氏拿出200元港币，准备作为看“西洋镜”的报酬，他回忆说：
“东方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吃不准黄种人在白人妓女眼里有没有地位，决定杜撰一个故事试探一下。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想跟她们上床，只是想看一下她们的身体——原汁原味（aunaturel）。所以，她们可否在他面前脱光？”
雅氏想不到的是，他的试探，换来的居然是这两个外国女人对中国人的恶毒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