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13)

这几个人，就是朱承我、余延智和周锡良。

朱承我，本名徐寿新，安徽石埭县人，军统局电讯骨干。

徐寿新的弟弟徐寿棪亦是军统干部，在给陈恭澍的一封信中，他回忆说：“胞兄寿新，原任本局贵阳总台长，奉戴先生命，接杨震裔任上海区电讯总督察，化名朱承我。”

徐寿棪还说：“家嫂朱承娥先去世，家兄由港转沪时，已决定抱为国牺牲之志，化名朱承我是为纪念家嫂也。”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寿棪先生函中提到的杨震裔先生，在二十八年上海区遭遇‘七一四事件’时，是上海地区的电讯总督察，因暴露身份已不能在上海立足，才奉命他调。接替杨震裔先生任总督察的就是徐寿新（化名朱承我）先生。”

陈还解释说：“在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上海地区的电讯总督察，其职责范围包括了整个大上海区；也就是说，除了上海区一个配属有电台的工作单位之外，凡是在大上海地区有电台的工作单位，都归他督导。在工作地位上，电讯总督察直属于局本部，与上海区长平行。”

从陈的回忆看，朱承我属于军统高级干部了。

陈恭澍分析说：“徐寿新先生之被捕，其时间可能是在二十八年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之间。笔者是八月中旬到职上海区的，所以无法了解徐寿新先生的被捕经过。”

陈的推断不错，朱承我的被捕的确是在1939年8月——朱被捕之后，与前面说到过的徐文祺成为“难友”，后者在回忆中，记述了朱承我就义前的情况。

徐文祺是1939年10月被捕的，他被捕时，陈恭澍刚刚上任不久，因陈曾在回忆中说：“担任过助理书记的同志很多，笔者接任时有易珍、胡尚武、徐文棋等。”

徐文祺回忆说：“我认识他（指朱承我）时是在上海爱棠路一○四号的房子内。他是无线电台的台长，还兼任组织上电台的监督，我则是行动总队的书记。行动总队的机关本设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又奉派编军事情报，所以天天往总部里跑。承我见了生人是不大说话，我见了生人也是抱着沉默，所以那时我们虽差不多日日见面，因无事接头，大家几个月从未在一起谈过什么话。后来陈明楚叛变了，我们数处办公，彼此除了重要的会议席上得见面外，相见的时候也更少了。及至八月里（二十八年）他被捕，十月底我被捕，我们才在上海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内拘留室中相见。”

一见面，彼此都很意外，朱承我说：“想不到你怎么也来了，请进来坐、请进来坐坐！”

徐文祺回忆说：“那时我们被关在两个房间中，我是被指定住在设备较好的一间；承我的那间则较差。我们贴邻而居，每日才得相见谈谈，还不时的互相开开玩笑。”

徐文祺还说：“承我为人极聪明，但也极倔傲，写得一手好字，像貌堂堂一表，长身白皙，可以称得起是一个美男子，他被杀以后，莫说同难的人为之悼惜不已，即特工总部中的人也为之惋叹，说太可惜了，他这么一个人材。

徐文祺回忆说：“承我虽是那时同我关在一起，但七十六号方面的人已提他谈过话，听说不日他的问题，就可告解决，还要给他什么工作做。他忧喜参半，心绪依然不宁，喜的是可以自由活动了；忧的是敌伪派的工作怎么能干。”

到了“平安夜枪击案”发生的当天一早，徐文祺回忆说：“记得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多钟，还未见开稀饭来，平时七点钟稀饭就开来了，大家正在猜疑不定时，听警卫传言，才晓得陈明楚夜来三点多钟，在惠尔登舞厅被人枪杀了，所以七十六号里闹得人仰马翻，甚至于连我们的早饭也不给吃了。”

最先被害的是周锡良，徐文祺回忆说：“陈案发生之前，本来局里就计划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几次杀他未成，同时一个做反间的周锡良又被发觉了，那时我在狱中见到他，听说他饱受严刑拷问，终未说出一个人来。就在即日的清晨，因陈明楚伏法，他首先被报复性的予以杀害了，他被点名呼唤拖出去之后，即不再回来。”

此时，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徐文祺甚至已经做好了就义的准备，他回忆说：

“我个人在想，七十六号方面因为所受打击太重，不免意图报复，那时承我同余延智都已经有了即将释出的消息，事态并不严重，论起情节和地位来，我似乎有可能会去做他们的报复目标，我当时就对承我说，我一定会被枪毙的，承我问我什么原因？我告诉他时，他还安慰我，于是，我预写了两封信，托同屋政治问题较为单纯的难友，又把所有的衣物都分配好，静候一死，以报国家了！”

谁也没想到，看守点到名字的却是朱承我。徐文祺回忆说：

“承我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他正在床上躺着午睡刚醒，我则在床上坐着写自传，忽然一阵脚步声，有人喊道：‘朱承我！余延智！’他棉袍子的钮绊都未扣好，余延智紧跟他后面，就跟着开门的警卫大步走了出去，我们当时以为他和余延智是被叫出去谈话的，若不然就是开释了，临行时我们还向他们祝福说，这一下出去就有自由了。及至出了门我们从窗户中看见，承我和延智二人的手，都被反铐着，院中立了许多看的人，我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徐文祺回忆说：“我们的心立刻沉了下去，徐展、汤亚东和我三个人面面相观，做声不得，大家的心中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悲哀与愤怒交织着，眼看他们二人大踏着步伐，走向另一个世界！”

徐寿棪回忆说：“（胞兄寿新）接任不久，因陈明楚之叛变，被七十六号逮捕，与徐文祺同囚一室（七十六号内）。后陈明楚被制裁，七十六号迁怒家兄，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提出枪决（执行人为万里浪、林之江）。临刑仍大呼‘××××万岁’、‘××万岁’不止，乃壮烈成仁。”

按：在陈恭澍回忆的最后，他“更正”说：“关于徐寿新、余廷智、周锡良三位先烈的殉难日期，承徐展先生电话示及，仍为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马河图等三义士，在二十八年平安夜乘机制裁了陈第容（明楚）和何行健（天风），乃致王天木先生大受牵累之苦；而比这个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三位好同志却因此丧失了生命，竟作了七十六号‘活人祭’中的牺牲！呜呼，痛哉！”

徐寿棪回忆说：“家兄寿新遗有一女名丽华，由祖母抚养成人，与寿棪始终同住一处，现任中央银行专员，婚姻美满，其长女已进中学。郑修元先生收丽华为义女，亦可告慰先兄于九泉之下。”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先烈徐寿新（化名朱承我）于民国二十八年殉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在未参加军统局工作前，曾任中央社电务部总领班。二十六年参加工作后，奉派为沅陵总台长，其后调贵阳仍任总台长。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区发生多次事故，电讯总督察杨震裔乃与徐寿新对调。杨震裔兄后来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已于数年前病故；而徐寿新君则英年殉难，人生际遇各有不同，斯所谓求仁得仁，并无幸与不幸之分也。”

（本章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