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中统军统跟日本人勾结谋私利的实例（余则成转变的主因之一），吴景中（据说是吴站长的原型）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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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中前面约略讲过。

关于“勾结”问题，中统方面，不是太熟悉。

以军统而言，戴笠与日伪有“勾结”，那是肯定的。这个“勾结”看你怎么理解了。

在那个年代，哪一个政治派别都与日伪有“勾结”，或者说，日伪乐于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保持“勾结”，因为这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斗争”的需要，在这种“勾结”中大家各取所需，十分正常。

至于《潜伏》剧中所说的“谋取私利”，谁也不能说有或者没有，因为没有证据。但是可以说，即便是有，也没什么新鲜的，而且，在与日伪的所谓“勾结”中，做点买卖，挣点小钱，绝对是小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最后要说的是，以戴笠之权势熏天，他要挣钱的话，路子多了，且不说他军统局的“本职”，只说他“战时货运管制局”和“财政部缉私署”的两个“兼职”，要想搂钱，他连话都不用说，自有人大把大把地往上送，要多少有多少！还用得着自己巴巴地弄份情报去给敌人“交换”，编剧把戴笠看小了。

这不奇怪，因为我们距离那个时代太远了；我们的状态与当年的政治人物们差别也太大了。

好比穷人向往富人的生活——等我以后富了，早上喝豆浆，一定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不幸的是，现在的人揣摩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还处于这种“喝豆浆买两碗”的层次上。

楼主的推理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戴笠（或其他军统高层）有那么多合法搂钱的地方，怎么可能去干那种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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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倒不是，官员（也包括有一定职权的“吏”）到了一定程度，没有清廉的，不要相信那些“廉吏”的传说，诸如哪个官死了连棺材板都没有的说法，你愿意相信么。

在战时、乱世，那就要加上一个“更”字，今天不捞，明天可能就死了，老婆孩子难不成去喝西北风么？

再说回军统，关于牟利问题，肯定有。比如军统与杜合作从敌占区购买面纱运回内地，这当中有否中饱个人私囊，谁也说不好。

但这和“跟日本人勾结谋私利”显然还是两个问题。

此外，45年以后的“接收”变成“劫收”则是很明显的事实。

如果军统高层普遍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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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也包括民国）而言，其实没必要在他是否廉洁上过于纠结，因为他的生活状态与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诸如馈赠、酬酢（当然主要是公款、也包括商家赠送）是常态，他也收，他也送，如果官做得大一点，那就收得多一点，送得少一点，如此而已，这很难有一个标准去衡量。

我们只需要看他在相应的位子上是不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做了，就很难得了，没必要在操守上过于追究，因为这无关品质，只是官场的环境和规则而已。

背景介绍的 一些文章 我觉得 写的太拖沓 比如汪伪建国一些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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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也感到了，最近已经改进了写法，跑题的事尽可能不屑，北京交代尽可能简约。

关于文史资料，我想，凡跟我写的内容有关的，基本上我是掌握的，当然，我指的是全国和省政协这一级的，再往下的也搜集了一部分。兄弟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的？

昨日军统 (505)

潘汉年是1936年10月回到上海的。

这里要补叙一段潘汉年的早年，因他这段时间的经历，与他后来的遭遇，多少有点关系。

潘也是文人出身，很早就开始文学活动，1925年，潘先后加入中共和国民党，1926年，潘汉年来到南昌，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手下当宣传科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潘也算参加过北伐。

国共分裂以后，潘回到上海，此后成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此后“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潘任书记。1930年10月，潘汉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一直到这时，潘汉年走的都是文人的路子，只不过是从“文化口”的一线来到了“宣传口”，如果继续走下去，他的未来应该与“四条汉子”、还有冯雪峰等人差不多。

就在这个时候，潘汉年与博古重逢。

——早在1925年，潘就认识了他的江苏同乡、上海大学学生博古（当时还叫秦邦宪），并成为好友。此后博古赴苏联留学，1930年8月回国，任“全总”宣传部负责人，后任青年团中央书记。

此时，“顾顺章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因此，博古向他的留苏同学、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建议加强“特科”工作，并向他推荐了潘汉年。

这是潘汉年命运的一个大拐弯。

从此，潘的关系就转到了中央“特科”，这大约是1931年6、7月间的事，也就是说，袁殊与潘汉年见面并加入“前卫”的时候，潘也刚刚开始做秘密工作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