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04)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日本人的作用。

早在王莹获释时，袁殊就已经让她向日本领事馆求援，还确实起到了作用。1935年6月26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曾给蒋介石发出一份电报，专门汇报袁殊一案：

“破获国际葛伯乌机关无国籍之西人***约瑟夫荣尔敷，并抄出与袁殊即袁学易往来信件及地址。将袁逮捕并经讯，供担任共党反侦工作不讳，遂将该犯等解送武昌法办在案。并有日报发表袁殊被捕乃因亲日，已请日领转饬更正，并在中文报纸声明袁殊被捕经过详情。 ”

6月30日，戴笠给蒋发电，其中关于袁殊的事，戴建议：“上海日文报纸对袁殊案颠倒是非，除电张学良即将袁殊移解鄂高等法院审讯并公布袁确为共党之供词以抵制日人之宣传。”

袁龙说：“通过种种渠道，袁殊在上海被羁押期间日本驻沪领事馆即知袁的事了，他们认为袁殊是亲近日本的人而迅速做出了反应。代替岩井英一位置的泉召集了日本记者，于是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日文报纸均登载了日方抗议信，其结果是国民党有了投鼠忌器的顾虑。”

最终，袁殊被判处2年又9个月“监禁”，判决过后，在徐业道的特殊关照下，袁没有去监狱服刑，而是让他去湖北省反省院，找黄宝石。袁龙说：

“黄宝石就是前面提过的原湖北省驻沪代理人、是吴醒亚湖北帮的‘参谋长’，因其妹嫁给吴醒亚做了老婆(或是小老婆)故回鄂后成为武汉的汉阳县长，但吴仍命黄兼任反省院长。袁殊转解到黄宝石处，显然也有吴感化‘部旧’的意思。”

袁殊早就认识黄，因此黄见到袁时，即说：“老兄你来了，好好，只住8个月就出去。”袁殊回忆说：“于是我过了8个月老爷生活。”

袁的表哥董纯才回忆他到武汉湖北反省院看望袁殊的情景时说，“他身穿长袍、养的胖胖的一点也不像囚犯。”

袁龙则说：“最奇怪的是袁晓岚病故后袁殊居然能出监办理丧事、把袁晓岚的棺柩送回湖北蕲春老家后才回监。”

黄宝石说到做到——1936年5月，袁殊被释放。

就这样，袁殊莫名其妙地给牵连进“怪西人案”，又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给放了出来。

然而，这一抓一放，对袁殊个人来说，损失可太大了：首先，失去了“前卫”的身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联络人了；其次，失去了吴醒亚的庇护（吴于1936年8月病逝），不但丢了护身符，连饭碗都砸掉了。

换言之，从1931年以来，袁殊所获得的一切被“清零”。

在回上海的路上，袁殊写了一首诗：“今朝犹幸有归途，愧望长江水向流。落拓乡关老病死。朝晖重上劫余楼。”

他说的“劫余楼”是哪一重楼呢？

还在刚刚放出来的时候，黄宝石就建议袁去投奔陈立夫。回到上海，袁没有找陈，而是辗转找到了冯雪峰。

听了袁的情况，冯建议“找个中学教师的职业暂时躲避一时再说”，对此，袁说“打算到日本去学习一段时间”。

冯听了，说要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冯又约见袁，说：“我们同意你到日本住上一两年，国内时局若有重大变化你马上回来。”

袁听了说：“革命不成了，我也要考个文学博士回来。”

冯雪峰：“时局如此之糟，也只好如此了。”

——在这里，冯、袁两人说的三句话，都有点莫名其妙。

第一句：“我们同意你到日本住上一两年，国内时局若有重大变化你马上回来。”

给人的感觉，特别是给袁的感觉，是袁依然处于组织的“约束”之下，也即在某种程度上，袁殊依然是组织的人，是奉组织的命令行事。

然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袁殊所说的：“革命不成了，我也要考个文学博士回来。”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他的字面意思应该是：“我当不成革命者了，那就考个博士回来。”等于是袁没有接冯的话茬。

接下来，冯雪峰所说的：“时局如此之糟，也只好如此了。”听上去，更像是在对袁说：“那你就看着办吧。”

分手之际，冯又交给袁殊50元钱，说：“是朋友们凑的一点路费，钱虽不多表示心意。”并与袁约定了赴日后的联系方式。

对此，袁龙分析说：“以今日眼光而论，袁殊在这段时期中个人政治历史的透明度不太清晰，以今日术语断言他是什么分子似不妥当，他自叙冯是他当日的联系人或亦可商榷，但是老朋友没把袁殊拒之门外却是事实。”

相比之下，对袁殊最热情的，反倒是日本人。袁龙说：“袁殊找到日本领事馆接替岩井工作的泉，说明了去日留学的意愿。泉很痛快地办了签证，送了200元路费，告诉袁殊岩井现在东京。泉还谈到袁殊被捕后他几次登门拜访吴醒亚均吃了闭门羹，日文报纸消息也是由他发出的等等。看来日本人出力营救是事实。”

就这样，袁殊第二次来到日本“留学”，并见到了岩井英一。袁回忆说：

“袁殊告诉岩井打算在日本学习历史，但尚无具体计划安排并且经济上可能发生困难。岩井对袁殊提出的困难满口承担下来。他答应每月给袁l50元作为生活费，但要求袁殊对外保密、自称是中国官费留日学生。”

当时岩井还说：“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并要求袁殊“乘此机会先好好休息，日后再专门谈目中问题”。

此后，岩井帮袁殊介绍了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教授清水春次，让袁做他的“研究生”。

对此，袁龙分析说：“日本人为什么对袁殊这个人照顾得如此周到呢?的确，袁殊和岩井英一两人个性相合、是私人关系很好的朋友，但袁殊的‘机遇’决不能简单地归为‘人生感意气’的私谊。从根本上说，日本侵华国策既定之后日本各种军政派系都要寻找各自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日人眼中袁殊显然是亲日派，外务省自然会对袁殊下一番功夫，以备日后的不时之需。”

袁龙还认为：“袁殊这个人亦自有他思想沟回曲折之特征(这也是他个人有些传奇经历的内因吧)，他自称‘善打乱仗’，在特殊战线的勾心斗角之争中不让于人，此刻他与岩井的关系为之后他获取日方重要战略情报，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37年春，袁殊被“驱逐出境”，理由是与日本女性非法同丨居丨，破坏了日本国“优良风俗”。

袁龙回忆说：“此时的袁殊已不是情报战线上的初出茅庐者了，临回国前他凭直觉冒了一次风险，办了一件漂亮事。他在东京大百货公司看到出售过时的军事地图，是大政年间绘制的日本本土东京、大阪一带的军事地图，因年代久远失去时效而出售给平民，但只卖给日本学生，不卖给中国人。袁殊认为地图上的地名虽多有变更、地形区域还是老样子，将来或可派上用场，决计冒险。袁殊穿上日本学生制服，操着一日流利的日语，顺利地买回了地图。怎么带出海关呢，袁殊把地图分散开来，有的夹在旧书报杂志中有的塞进雨伞把里，平安无事地混出了海关。”

1937年4月，袁殊回到上海。

不久之后，潘汉年、陈宝骅几乎同时出现在袁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