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503)

回忆起当年的被捕，袁殊坦承，他害怕了——不要忘记那时的袁殊，不过一个24岁的年轻人而已。日后，他曾对袁龙回忆说：“（当时）我感到紧张，思想上有动摇心理。”

因此，听了徐业道的劝说，袁写了一份“自白书”：“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

许多年以后，袁龙曾经问过袁殊：“为什么要这样写？”

对此，袁殊说：“徐谈话时陆海防就在身边，陆供出了一切，我再隐满做秘密工作的历史也就没有意义了。”

袁还补充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故表明自己的抗日意愿亦无不可。”

袁殊的一生，引起过很多争议，但所有的争议，以及袁此后的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肇因于此次“自白”。对此，袁龙感慨说：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之中了，总之袁殊说过‘恐惧之心，人皆有之’，这本是极为普通的常识之谈，但却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一时的软弱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袁的被捕事实上没有使任何一位共产党员遭到迫害，而袁当时知道有共产党身份的人恐怕不会仅止一两个人吧。人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为微妙复杂。”

在议论此事的时候，袁殊还说过一句话，颇有些莫测高深：“人有千面，归根结底只有精神和物质的两面。”

应该说，对于当年袁殊的这次“自白”，作为后来人的袁龙，当然也包括我们，确实很难评价，因为他写的那句“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极为冠冕堂皇，单单以此“自白”来断定袁殊是否“变节”，多少有点牵强。

但这是在今天，在当年，袁殊的行为很容易“定性”——从此以后，袁的“前卫”资格就失去了。

换句话说，从这时起到抗战胜利、袁殊进入解放区并重新入党之前，他的身份，不过是潘汉年的一个“运用人员”而已。

“自白”以后，袁殊、陆海防和一个名叫程其英的人被送往武汉，准备将他们送上法庭。

程其英，后改名程远，1904年生，四川万县人。

程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据其自述，在德期间曾见过朱德。1933年，程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国。在回忆中，沈醉曾不指名地提到程，他说：

“还有一个女的叫程×，又叫程××，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

沈醉说的这位“黑牡丹”，即程其英。

在“怪西人案”中，程曾掩护了其中一位叫刘思慕的关系人，袁龙在回忆中说：

“程其英是何人呢?程是德国留学生，大概和共产党有些关系，又曾与上海的权贵如杨虎、陈群之流厮混得很熟，当时住在苏州，表面上不问政事，用唱昆蓝来消磨时光。特务们抓获陆海防后并没有惊动刘思慕的妻子，刘妻后又从上海跑到苏州躲在程其英家中故程亦被捕。”

沈醉说：“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按：沈说的“刘××”即刘思慕，刘与程是留德同学，故程冒险掩护了刘。

程其英被捕之后，与袁殊、陆海防等一同被送往武汉。袁龙说：“船行江上时程其英镇静自若，袁殊则坦白地承认他感到紧张害怕，认为不判死刑也要服刑20年以上，前途无可设想。到了武汉，他们三人被分别解送到三个地方，从此后袁殊再也没有见过陆海防了。”

事实上，程其英仅被关了四个月即释放，但她的整个后半生，都在为这次被捕付出代价。

1950年，程到中国外文局当德语翻译，袁龙回忆说：“但解放后袁殊却专门请程其英吃过饭，解放后程做德文翻译工作。”

按：此时程其英已改名为程远。

1957年，程远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当打字员，此后曾有一段时间任该系德语教员。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

“我还清楚记得程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走进教室是一个深色穿着十分得体的老太太（后来才知她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全黑头发后梳结成一发髻，皮肤细腻，身材适中，行动利落，给人极其干练的感觉。她戴着一付简单的黑边眼镜，眼瞳黝黑，目光清澈有神，给人印象很深。”

在程远开始授课以前，系里还私下给学生们打“预防针”说：“你们向任课老师只学业务就可以了。”于是学生一听就明白了——“来任课的老师政治上有事。”

以后熟了，学生们才隐隐约约知道程的经历，她的这位学生回忆说：

“她说她被判是历史反革命缓刑（多少年我忘了）执行，以后又划右, 判刑是法院两个人直接在北大的一个小教室单独对她宣布的。原因是她历史曾卷入一政治案件被国民党抓捕过，被捕几个月期间让她在庐山上教过德语，也许是对我说清此案件是太复杂的一件事，她没有提细节。”

程远终生未婚，她的这位学生回忆说：

“对于她自身的家庭生活她语焉不详，她说，过往追求者众，留德时有个同学拼命追甚至要自杀，他们好了但最终还是分手了。我说，现在他在哪儿啦，她道，他现在是×××的高官了，解放后他们见过一次面，她说对他的感觉极其陌生，以后再没有联系了，或许他也是为了避嫌吧。又说到其它人如王××，‘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

1968年1月，程远自杀身亡。

按：1983年，北大西语系为程召开了追悼会，悼词中称：

“程远同志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刘思慕一家逃脱国民党的搜捕而自己因此入狱。在囚禁的四个月中，她坚持正义，始终不向敌人透露刘思慕一家的去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亲手拘捕了程远的沈醉，也以“生前友好”的身份出席了她的追掉会。

经过开庭审理，袁殊以“文化界思想犯”的罪名被送上法庭，相比于“危害国民”，这个名义应该说很轻，与袁殊自己最初所估计的严重性相比，简直轻如鸿毛。

袁殊之所以能够“避重就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王新衡，给袁弄了个“自首”的情节，有了“从轻”的理由。

二是袁殊的那位国民党“元老”父亲。袁龙说：“也许外加上晚年时对以前没有尽到父责的内疚而欲寻求‘心理平衡’吧，总之父子关系疏淡的袁晓岚在袁殊被解到湖北之后马上请了名律师为之辩护。袁晓岚还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我仅知他给陈立夫写了求援信，陈的回信只一旬话：‘令郎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