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96)

1920—1930年代的日本，也是一个各种思潮十分活跃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袁殊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对他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袁龙说：

“这是因为袁殊当时读了他首次接触的马列书籍，即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这本书正是用科学的共产主义去批判否认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袁殊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连读了几遍，不得不承认那种无为而治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行不通的。他认识到，社会意义的人具有阶级属性，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必然具有权威性，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变革而最终消灭阶级差异。社会主义的空想是美好但不实际的，袁殊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今译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文献。

袁殊的第一次“留日”，为时非常短暂，这是因为他正好赶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袁龙说：

“为应付危机，日本当局宣布把经济上的银本位制改变为金本位制。这一变动使中日货币兑换比从原来的0.7比1猛增到1.5：1。对于袁殊这样的穷留学生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袁殊当时尚有l00元钱，依原对换率可换得140日元，尚可维持7个月的生活；依现在的兑换率只能换得70日元、只能维持四个月生活，考虑到回国路费，等于没钱了。袁殊不得不回国。”

回国以后，袁殊携马景星回了一趟蕲春老家，途径南京时，认识了几个“文艺青年”，其中一个叫张天翼，一个叫聂绀弩，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女生，叫做胡楣。

此后，袁殊就加入了联合剧社，负责对外联络，袁龙说：“参加联合剧社的南京公演，是袁殊从日本回国后流浪生涯的结束，也是真正走向社会生活的先导。在这次为时不长的活动中，袁殊扩大了社会联系，初次做了政治亮相。”

在联合剧社中，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袁殊一下认识了许多知名人士，袁龙说：“在袁殊的遗物中，保存着几张当年戏剧界人士的照片。一张是袁牧之、陈沉樱和马彦祥的合影，一张是南京公演时的舞台照(内有王莹扮演的角色)；还有两张是狂飙演剧部的照片，一张是柯仲平、陈凝秋、高歌和不知名者的四人合影，一张是内有柯仲平扮演角色的演出照。”

南京的演出很成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起了“收编”之意，连南京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都出面宴请联合剧社，结果袁殊“捅了篓子”。袁龙说：

“在两次宴会上，负责对外连络的袁殊代表联合剧社致了答词。袁殊借着半醉的酒态，大骂了国民党，痛斥了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文化，教育界一片黑暗的腐败现象，发泄出了郁积多时的对文化、教育界黑暗现状的不满。袁殊的左倾言论自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大概王莹也有左倾言论吧，总之有消息传出说联合剧社内的袁殊和王莹是左倾分子。”

由于担心出事，联合剧社负责人马彦祥令袁殊、王莹二人连夜离开南京，转往上海。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萧同慈，袁龙说：“萧同慈就是在环龙路44号目睹过袁殊昏倒在地的那个姓萧的人。南京市党部训练部部长方觉慧也是环龙路44号里面袁晓岚的同事，而且是湖北人。这两个官场里的人物几次对袁殊开了绿灯。这次他们以袁殊是党内老同志的孩子为由，把袁的言论说成是小孩子的胡闹，从而起了缓解矛盾的作用。”

真正令袁殊在文艺界、新闻界崭露头角的，是他所创办的《文艺新闻》。

1931年3月16日，袁殊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并自任主编，着重刊登上海左翼文化界消息。

我们都学过鲁迅的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事实上，《文艺新闻》是第一个刊登并评论“五作家遇难”事件的，在现代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殊这个20岁的年轻人也由此起步、逐渐受到了各个阵营的重视和青睐，日渐活跃。

“《文艺新闻》出了十几期后，由于披露了五作家遇难的消息以及和冯雪峰左翼文化人的接近，文总动员袁殊参加左翼文化工作。当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潘梓年；文委领导各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文总下属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据袁殊说，当时文总左联方面的代表是丁玲，社联代表是朱镜我，剧联代表是田汉。

潘梓年即著名的宜兴“三潘”之一，袁龙说：“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弟，当时任大学教授，实际负责党的文化工作，他当时头带瓜皮帽、身穿长衫，生活很简朴，人称‘裁缝先生’，袁殊说这位老革命家‘光荣一生’。”

袁龙说：“潘梓年找了袁殊后，袁即以个人名义加入文总，在潘梓年和朱镜我的领导下三人负责文总下属各文艺团体的通讯联络工作。”

因参加过“文总”的工作，袁殊认识了许多左翼文化人，比如，在谈到周杨时，袁说：“周当时相对地说出来活动比较少，经常勤奋读书。”

袁殊也曾谈到鲁迅，袁龙回忆说：“一天，鲁迅与袁殊恰巧都在内山书店看书，有人向鲁迅介绍说这就是办《文艺新闻》的袁殊，鲁迅站起来和袁殊握握手寒暄几句没有深谈。以后他们常在内山书店见面，也仅止相互点头示意。”

袁龙还说：“我问袁殊当时为什么不主动与鲁迅先生多联系，多请教。袁殊说得很诚恳，他说尽管他对鲁迅的文章非常钦佩，但当时年轻偏激而对鲁迅一直领取蔡元培的教育部发的薪俸表示不以为然。”

袁殊跟姚蓬子也很熟悉，并说：“蓬子为人平和随便。”袁龙回忆说：

“文丨革丨时期，有个身穿军大衣的人带领一批红卫兵到秦城提审袁殊，要袁交待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坛‘内幕’，开始袁因长期坐监无人讲话竟只能啊啊发音而说不出话来了，在提审过程中才逐渐恢复了讲话功能。那批人特别要袁殊交待姚蓬子的事，后来袁看报上的照片才知那个穿棉军大衣的带头人是姚文元。”

袁龙回忆说：“60年代初，我在上海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发现一份当时文化界宣言之后的署名中有袁殊的名字，当时感到很奇怪：袁年纪青青怎么会成为上海文化界中的能签名的人物呢?过了20年才知道，当时的袁殊在文化界颇为活跃。1931年12月28日，在四川路青年会食堂，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根据记载到会的约有30多位文化人，推出胡愈之，姚蓬子和袁殊作为九人组成的执委会的召集人。几个月以后该组织扩大了、分工明细了；该组织发表了对东三省事件的宣言，积极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

由此可见，至迟在1931年底，20岁的袁殊已经一跃而成为上海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了。

通过潘梓年和朱镜我，袁殊认识了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人——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