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95)

邵华原本是南京工业学校学生，与后来成为著名史专家的郭廷以是同学。后厦门大学闹学潮， 一部分师生转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 邵转入该校，学教育学。

“五卅”惨案发生后，邵成为学生领袖，晚年的吴开先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地工”生涯时，曾说：“现在的立法委员邵华，当时就是大夏大学的学生代表，后来学生联合会的常委也是邵华。”

此后，邵华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孙传芳部第三混成旅投靠了北伐军，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王普任军长，年纪轻轻的邵华则成为政治部主任。

袁龙说：“胡抱一把袁殊托付给邵华，袁成为政治部宣传股的少尉股员。为什么打到南京后27师才组建政治部呢?原来27师是皖系段祺瑞手下倪道良的部队，刚刚投到北伐军一边不久。袁殊先陪邵华回上海办私事，自己也买书探家，然后再到芜湖驻地报到。宣传股的股长孙祖基后来做过无锡县县长。”

袁龙说：“在芜湖时期，袁殊的公事是写标语口号，安民告示，内容不外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蒋介石之类；工余则给芜湖日报投稿写文章。记得袁殊说过，他第一次发表文章时是15岁，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成为铅印文字，非常兴奋，但内容则忘得一干二净。”

许多文章称袁殊曾参加过北伐，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段。

此后不久，第二十七军即被蒋介石收编，番号取消，袁殊则改投第六军河南人张轸所部，旋即离开，结束了这一段极为短暂的“军人”生活。

至于邵华，于1928年脱离了共青团，投入“改组派”。“蒋汪合流”之后，邵又得到陈立夫的赏识，改换门庭成为C.C系大将，从此扶摇直上。1935年，邵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5年底，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邵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安徽省党部委员。

前面说过，1937年5月， 国民党曾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延安考察，团长为涂思宗，其成员中就包括邵华。当时以“秘书”身份参与该团的军统干部杨蔚，在回忆中就曾提及邵华。

离开部队，袁殊重返上海，并奇迹般地与一个富商的女儿谈上了恋爱。

——袁殊表姐叫曼尼，是启明女中的学生，她有个女同学叫马景星，经常找曼尼玩，一来二去，与袁殊也搞得很熟。

作为富家女的马景星怎么会看上一贫如洗的袁殊，这要从她的出身说起。袁龙说：

“马景星的父亲马蝶生，早年留学过日本，回国后一度提倡教育，晚年抽上了鸦片烟。马家传到第二代时，已有良田几千亩、浦东乡下遍布着马家的米店和货店。马蝶生的正室无子嗣，50多岁时马蝶生讨使唤丫头为妾，生养了马景星。没过两年马蝶生死了，马家正房太太就把马景星的生母赶出马家，但承认马景星为马家之后。马的生母被赶出马家门之后，只得嫁给附近的一个老实农民，他们以种菜度日，过着平民的生活。”

因为生母的遭遇，马景星痛恨她的家庭。袁龙说：“马景星自幼就知道这件事，也具体知道谁是自己的生母，但由于旧社会的等级观念，她从没有认自己的生母。在马景星内心深处，她极为不满自己名义母亲的恶毒作法，对生母抱以同情。这个实际背景不仅使马景星和马家的关系极为淡薄，而且由此引发了她同情社会革命的倾向。”

也正是出于马景星这种心理，她与“穷小子”袁殊走到了一起，袁龙说：“马景星爱慕袁殊的才干，希望并且帮助袁干一番事业；袁殊因马的同情革命和不嫌弃袁家贫穷而对马发生好感。”

马景星从启明女中毕业以后，原本已被保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但袁殊提出要去日本“留学”，马于是放弃了报送，与袁同行。袁殊拿不出去日本的路费，马从家里要了700块大洋。

钱是有了，可袁殊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先不说去了日本能不能申请到学校，连赴日的签证都办不下来！

对此，袁龙说：“半个世纪前的袁殊也采用了‘金钱开路走后门’的办法闯过了最后一个求学难关。首先他花钱买到一张四川成都大学的肄业证明，又通过曼尼的关系在南京教育部开出了一张肄业证明的官方证明。一切手续齐备后，他们两人约于l929年9月间到达日本东京。”

这是袁殊的第一次“留日”。这次留学，用袁龙的话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这三个“收获”，都对袁殊的后半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袁殊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在语言学习方面，他绝对是个天才。袁龙说：“袁、马二人先上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初级班，学了几个月后，没有再上高级班即能应付一般的学习、生活所需了。”

袁龙回忆说：“袁殊说他学习和掌握日语的速度显然很快，一年多以后他就能一般地谈讲，做到对付实用之需有余了。原因是他学习方法对头：他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有空就听日语；他没有羞于开口的心理负担，逛书店、看电影，尽量多实践应用。《沦陷区的中国文学史》一书，除了攻击人身的诸多贬词之外，还说他‘讲一口极流利的日语’，其实也不尽然。袁殊自评他的日语，以实用见长、而日文造诣并不特殊深厚。”

此后，袁殊还曾第二次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他的日语水平就更高了，袁龙说：“其特色是日本俚语、俏皮语、骂街的土语他都听得懂，而且所说的日语可令日人认为是本国人所说。”

语言过关以后，袁殊进入日本新闻学校，这是一所相当于大专程度的专科学校。此后，袁殊被人看成“新闻界人士”，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袁殊的学习方法很独特，袁龙说：“他交讲义费却很少听课，主要在宿舍里自修。他在学习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也读书也写札记，将书本所学知识经理解消化后加进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很多新闻学短稿，回国以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各个刊物上。自1929年起，到l935年止，他一直坚持了新闻学的研究，写和译了好几本新闻学专著，取得了学业上的一定的成就。”

很奇怪的是，作为一名职业报人（或者说以“职业报人”为掩护身份），袁殊却对记者这一行颇为轻蔑，据袁龙回忆：

“在晚年琐谈时，他对旧社会记者这一职业却多有不敬之语，常贬之为‘报屁股文人’、‘无聊记者’等等。他这样说并非是同行相轻之故，对于他自己这个当年的记者则讲得更尖刻。他曾说过约在1937年时他请表哥董纯才等人吃饭，自我介绍说：’我现在做流氓记者。’当时我听了不禁暗暗好笑，记者之前冠以流氓二字我实前所未闻。”

当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袁殊还颇为“严肃”地对袁龙说：“旧社会的新闻记者绝大多数都有政治背景、许多人都兼搞情报活动或作某个集团的喉舌以领取额外的津贴，纯正清白的记者极少或者没有，中外都是一样。”

袁龙评价说：“尽管他从事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新闻学方面有建树，但在晚年，始终认为他毕生的事业是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