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93)

陈华回忆说，当年她说这话，其实是代替戴笠、向王天木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八九名军统局的敌后干员变节降敌，他们可能受到日本特务和伪组织特工的暂时庇护。却是他们的家人和祖宗庐墓，故乡产业，绝大多数部还捏在戴笠的手里。”

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那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小子可放明白点，不要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当然，戴笠的手段毒辣，林之江很清楚，王天木更清楚。因此，第二天，杜白山就带回了令陈华满意的答复：“林之江已经把戴笠的亲笔信交给王天木了。许是双方的老交情还在，许是王天木惮于戴笠的声威。他果然答应下来，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仍旧替我方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王天木没这么简单的。陈华回忆说：

“我正在高兴头上，隔了一夜，杜白山又打电话来，着急紧张的问我道：‘师母，你的使命顺利达成了，功德圆满。可否早些动身回香港去呀? ’我心中明知其间必有缘故，但我仍然故作悠闲之状，反问他道：‘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走呀?我这趟回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

听陈华这么一说，杜白山不得不说出了实话：“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所谓派出了“四根枪”，即安排了四名杀手，要取陈华性命之意。

陈华回忆说：“当年我年轻气盛，斗志昂扬，起初还有点生气，心想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他想对付我，也就是他一心一意下水当汉奸了。我又何妨趁此机会跟他别别苗头，一则显显我和戴笠的威风，来上一次杀鸡儆猴猴。二来也可开开杀戒，让林之江和他的手下闻风丧胆，也算得上是为国除奸。

陈还说：“在那时候，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那批手下，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然而就在那几天里，从军统局上海站转来戴笠的急电，真个像是雪片般飞来，而每一通电报都在催我尽快离开上海，最后几通电报还提出了请我即日到重庆一游的要求。”

在戴笠的催促和大家的劝说下，陈华最终放弃了与林之江“计较”的打算，“应戴笠的邀请”，赴重庆“观光”去了。

此时，戴笠已经改变了主意，同意刘戈青返回上海，他给刘写了一封信：

“廿三日手书均悉，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计，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已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五千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一切可以照来书办理。……。”

就这样，拿着戴笠给王天木的又一封“亲笔信”，刘戈青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见到了王天木，并对他说：“戴先生告诉我，你们已经打进伪组织。你这样做，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来，由你协助我完成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好阻止汪精卫的伪组织出现。对你们投靠伪组织，绝不追究。”

王天木听了，并不领情，说：“我现在走这一步路子，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一切问题我们慢慢商量。”

同时，王给戴笠写了一封极简单的回信：“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至此，戴笠、王天木这对兄弟，就算“掰了”。

如果说，军统上海站的14个秘密办公地点的暴露，主要出于陈明楚的叛卖的话，那么，诱捕王鲁翘，就算是王天木为日伪办的第一件事。现在与军统又彻底“翻车”，王天木已经没有任何顾忌，能抖搂出来的，他绝不客气。

这次，被王天木“抖落”出来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抗战前才加入上海区的“直属情报员”，他叫袁殊。

说起袁殊，其经历之丰富与充满“戏剧性”，直可当小说看。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

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是秀才出身，但他却是同盟会会员，从成婚以后就在外搞反清活动，袁殊的儿子袁龙这样评价他的祖父：

“他在国民党内官职低微但资格不浅。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参加了湖北的日知会，辛亥革命后不久，祖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仅带了一支手枪便杀回了蕲春县。大约在黎明时分，他们在城关土地庙附近放了一枪，便宣告了革命党人的夺权，算是给中国腹地小城镇补了革命课。没多久，便又扬长而去，街市依然如旧。”

袁晓岚在外边搞“革命”，家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不管，袁学易回忆说：“他是国民党右派(同盟会会员)，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

因此，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完全是由母亲带大的。袁龙回忆说：“祖父在外奔走革命，基本上弃家不顾。奶奶带着袁学易(袁殊)和小学易4岁的袁学礼在家乡讨生活，虽谈不上困苦但很艰难。奶奶身材矮小又是小脚，不能务农，由于出身富户也不太知道稼穑，生活主要靠娘家的周济和典当东西来维持。”

据袁学易说，当年他家的生活“温饱不成问题”，“在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准中，也算得上过着小地主式的生活。”因此，袁殊5岁就上了私塾，知道举家迁往上海，袁学易一共上了3年私塾。据袁自己说：“这8年私塾打下了国学的一点根基。”

1919年，袁晓岚打算到法国去留学，结果在上海摔断了腿，他的太太闻讯，遂带着两个孩子、即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到上海来看他，从此一家人离开了故乡蕲春。

此后，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地下“市党部”，早已转为国民党员的袁晓岚在市党部中负责工团工作。按说，袁本就有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现在又成为国民党的“地工”，家里生活应该有所好转，偏偏就在这当口，袁晓岚移情别恋。袁龙说：“可袁晓岚其人品行不端，他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发生了姘居关系，竞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

没办法，袁家母子三人只得投亲靠友地过了一年多，此后就搬出来，租了一间房子单过。袁龙回忆说：“祖母当年30出头，一个外乡身材矮小的妇女拖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我在上中学时就问过奶奶这个问题，她似乎不愿多谈，只说靠教书为生。”

袁龙说：“当时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我知道奶奶认识字看过些旧小说，认为教个小学也是可以的，就没多问。后来我自己做了教师，有了一些阅历，想起此事就感到奇怪了：一个外乡的小脚女人怎么竟能在鱼龙混杂的旧上海滩占有讲课的一席之地呢?袁晓岚有正规受教的学问根底，有许多国民党朋友尚且常常失教呢。”

后来，袁龙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晚年的袁殊，袁殊说：“所谓教书，就是你奶奶带着我在浦东棚户区给工人上识字课。每天晚上，我们去后，做完工的几个工人围拢来，我们就教他们认写几个字。”

袁龙自然要问：“那么工资谁给呢?”

袁殊说：“哪里有什么工资，有时有人拿点米，有时有人拿点菜蔬，就算是工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