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90)
1939年8月，陈恭澍到达上海。
一到码头，陈恭澍就在人群中看见了身材高大的“胡三爷”。
胡三爷即胡永荃，当年戴笠派他到北平去协助陈恭澍“制裁”殷汝耕，胡、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胡永荃本就是上海的富商，此次陈恭澍到上海，本应与沪一区接头，但因陈从未在上海工作过，沪一区没一个人认识他，于是便求助于毛万里。问题是目前刚刚经过“七一四事件”，毛万里亦处于一夕数惊之中，不方便“抛头露面”，于是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遂请胡陪他到码头上去接陈恭澍。
一见面，杨小姐就“面色深沉”地说：“亢子、因子他们常来，你不能回家。”
此时，陈恭澍还不太清楚上海发生的事，但他是何等样人，马上会意，一字不问，任由胡永荃陪着，到胡家暂住。
到了胡家，陈恭澍才知道王鲁翘因王因子而遭诱捕的事，他回忆说：“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于是陈问杨：“他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
杨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陈恭澍回忆说：“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是很显然吗？如果鲁翘的事和他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看，也要马上搬家。”
在陈心里，其实已经“坐实”了一点——王鲁翘的被捕，与王天木有关。
陈恭澍回忆说：“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的留我在他家暂且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个面再说。”
在杨小姐的安排下，陈恭澍、毛万里这对老朋友终于见面了。陈回忆说：“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在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象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陈还说：“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曾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
听了陈恭澍到上海来的使命，毛“斩钉截铁”地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
接着，毛分析说：“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词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毛还意味深长地说：“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毛万里曾给戴笠当过秘书，从他这句话上看，毛对戴的了解，可说远胜于陈。
同时，陈恭澍与王天木之间的亲密关系，毛万里也十分清楚，他非常担心陈会不顾一切地去与王会面，于是毛问陈：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他见面，他敢来吗？”
最后，毛万里断言：“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暂作观望，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报来的。”
对于毛万里的这番话，陈恭澍深以为然。他回忆说：“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兄既然认定应该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陈还说，当时他对于毛万里所说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这句话，印象极为深刻。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记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陈恭澍这话说得莫测高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事实上，陈后来亦落水，且他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40年以后，当年的事情早已尘埃落定，大家心知肚明，只不过都还在世，彼此总要留些面子，别把话说得太明了，否则有人面上“须不好看”。在这个问题上，不独陈恭澍，凡写回忆录的，都一样。
因此，我们在看这些回忆的时候，不能看得太“实”了，用常说的一个词来形容，叫“批判”着看，有的时候，批着批着，就批出这些老家伙们在回忆中“搞小动作”来了，挺好玩的。
事实上，有关王天木的事，陈在回忆中也说了几句真话，只不过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一看就是想说，又不能说，但又想告诉读者——你们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傻子，我都明白，就是不方便说。
在回忆中，陈是这么说的：“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便谈，在本局高级干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四十多年，早已事过境迁，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此一说罢了。”
毛万里所料，一点不错——没过几天，陈恭澍就接到重庆来电，任命他为沪一区区长，“嘱即日接事，急谋应变之策，尽快恢复组织机能。”
1939年8月12日，“蛰伏”了五个月的陈恭澍“重出江湖”，接任军统局最重要的一个外勤单位——沪一区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