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83)

这时，晴气换了个话题，问起对王天木的措置：“王也还是让他进反省室吗?”

李士群说：“不，我也想把他的家属叫来，尽可能给予优待。而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仁至义尽地尽量进行说服，打算努力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晴气问：“如果他怎么也不肯转向，那怎么办? ”

李士群说：“我想优待两、三个月，继续进行说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放了他。”

晴气听了大感意外：“花了一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好容易抓到手的人，却又要把他放走，这是怎么回事?”

李士群听了更得意了，说：“同样是犯人，有的不进反省室是不转向的，有的不进反省室也会转向，有的进了反省室还是不转向。听说贵国有句俗语，叫‘看人行事’，中国也同样如此。”

他进一步解释说：“象王天木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如何在肉体上折磨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没有别的办法。但，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也可不杀。给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的大人物，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加之，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让敌人的势力自行垮台，因此，这要比硬要他停止活动或去杀掉他，更有意思。”

说完这番话，李士群“越发满面春风”。

听了李士群的宏论，晴气十分感慨，他在回忆中说：“诚然，中国人是想得很周到的。我深深感到，他们在蒙受夷狄欺凌的四千年间，其手腕之高明，呆板的日本人无论怎样也是望尘莫及的。”

李士群这一招很管用，王天木本已动摇，至此恰好“就坡下驴”，成为军统当中第一个“落水”的高级干部。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上海区主管人事的“助书”陈明楚。

——是的，就是上海区当中、唯一与王天木“投契”的那个陈明楚。

应该说，王天木的落水，本来危害不大，因他早已离开上海区，原有人员与他的联系已被切断，但陈明楚就不一样了，他是“人事干部”，上海区的一切，他非常熟悉。

果不其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一四事件”，这也是继1938年冬天周伟龙被捕之后，上海区面临的第二次危机。

时任上海区书记的郑修元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这段回忆的信息量有点丰富，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赵理君“住院”，并非治病，而是被日本人追得无处容身，不得不躲进医院。因此，当时上海区的工作由书记郑修元主持。

此后不久，赵理君即调离上海到洛阳工作。

第二, 王鲁翘是在河内刺汪失败后不久，即被戴笠调到上海的，其上级即“沪上总督”毛万里，他俩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追杀汪精卫，因此，毛、王二人是游离于上海区的组织体系之外的。陈恭澍解释说：

“毛万里兄并不属于上海区，他的名义是上海地区的总督察。也就是说，除上海区之外，凡属上海市及其邻近地区内军统局所有工作单位的总督察。而实际上，万里兄除了督导各单位的一般工作之外，还负责相机制裁汪精卫的特殊使命。王鲁翘兄从河内调到上海来，当然就是为了执行此项任务的。所以只个别的受万里兄指挥，并不隶属于地方组织──上海区。”

同理，王鲁翘被捕，毛万里只能求助于郑修元，因他无权指挥上海区。郑修元说：“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只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挥，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只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

郑修元回忆说：“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按：刘俊卿、刘绍奎都是上海区埋伏在租界巡捕房中的内线。其时，日方不能直接在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

然而，郑修元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巡捕房的“二刘”带来了新的消息。郑回忆说：

“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

当天下午，郑修元赶到刘俊卿家中，刘带回来的消息，令郑极为震惊：“他（指刘俊卿）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

在回忆中，郑修元特地注明：“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人走漏报信也。”

换句话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据点，居然全部暴露！

在回忆中，陈恭澍评价当年危机四伏的形势时说：“总之，这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就在当天，上海区所属十四处办公地点被搜查，且警讯频传，情报中证实，敌伪方面侦骑四出，必欲抓到代理区长赵理君才罢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得上海区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上级为什么不任命赵理君负责上海区的理由了。”

许多年以后，刘绍奎也曾在回忆中提及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他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率宪兵到第八科（陈恭澍注：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陈恭澍注：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左边抽屉内有东西。”

刘回忆说：“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

刘绍奎说：“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

事实上，正是刘绍奎、刘俊卿的密切配合，为郑修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上海区的一次灭顶之灾。

陈恭澍说：“此刻，上海区群龙无首，只有仰赖区书记郑修元兄一人内外兼顾独撑全局了。我可以这么说，倘若他再一旦有失，整个的上海区必将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