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81)

张承福说：“北平日特务当局可能想以此结束这个案子，但据说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茂川不相信此事，让裴级三侦破。”

按：茂川即指茂川秀和，前面说过，天津沦陷之后，茂川曾在高凌蔚等人的积极“配合”下，运作成立了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属于日军中的老牌特务了。

但张承福说茂川系“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这句话是不对的。天津，因在中日开战前就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因此天津成为日军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大本营，茂川的特务机构（在习惯上称之为“茂川公馆”）只是其中一个。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的特务活动已无须再遮遮掩掩，因此在天津公开成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其负责人中，比较出名的，是议我诚也。

议我诚也是石原莞尔在“陆士”的同学，曾当过张作霖的私人秘书，张在皇姑屯遇刺时，议我就在车上，还受了伤。

此后，议我被派到天津任陆军特务机关机关长，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北平两个伪政府的成立。

1938年1月，议我诚也突然暴病而亡（有人说是被药死的），由原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的柴山兼四郎接任，很快柴山又离任，此时的特务机关长，由曾任日驻华武官的雨官巽担任。

而此时的茂川秀和，早已调任日华北方面军（日方称为“北支那方面军”）参谋。

裴级三，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又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物，除了知道他曾引发了天津、北平两地的“大地震”之外一无所知。张承福说：“裴级三原是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旧识。裴投日寇后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他估计此事很有可能是军统干的，便在北平到处寻找刘文修。”

按：“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这句话显然不通，当为“嘱托”（即顾问）之误。

最终，事情确实坏在了刘文修身上，侯化均回忆说：“据我所知，刘文修是被裴级三率日本宪兵便衣在电车上捉住的，当时刘正下车，裴在上车之际发现了他。”

张承福说：“刘文修也被带到什锦花园的茂川公馆，在威胁利诱之下，将北平军统组织的情况全交代了。刘文修并不知道所有北平军统人员住址和公开身份，有的是一些被逮捕的人又供出的。我是任国伦供出的，12月l2日被捕，当时公开身份是‘大东银行’的职员。”

任国伦一开口，事情就非常麻烦了，因所有人的情况都在他的脑袋里——

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转过年来，1941年1月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被捕；接着，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张承福回忆说：

“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当时称‘外寄人犯收容所’。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属日华北军法会，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张承福回忆说：“以前我在宪兵队始终没有见过麻克敌，审判时才见他一面。薄有錂以前也从未见过，是通过审判才认识的。在东院不再单独关押，几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我被关的屋子大一点，人也就更多了。和我关在一起的同事我记得有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组长张清江、交通任国伦，还有刘心一等人。在屋子里都要面壁而坐，不准说话。看守在夹道中来回巡视，发现谁说话，便拉出去打一顿。”

张承福了解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有关情况，其实都是在这时、经与同伴彼此交流才知道的。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想这次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都找机会将各自了解的情况进行了交换，或有什么事交代一下，希望有能活着出去的将情况汇报给上头，将需要交代的转达给亲属。”

张还说：“我们那个屋子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组织，但都是被日伪宪兵特务抓进来的，都成了难友，互相照顾。平时，由一个人监视看守，大家谈话，看守过来，监视人做一手势，大家再坐好。”

在这一轮大逮捕中，唯一幸免的，是侯化均。他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前五天，我奉了戴笠的命令去了保定。当时保定的军统组织被日伪破坏尚未恢复，让我去重建。我在保定发展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同族的哥哥，一个是我的侄子。他们一个在伪省政府民政厅当主任科员，一个在道尹公署当科员。”

侯化均说：“去保定后的第五天，是我通过电台发报向戴笠汇报保定军统组织发展情况的日子，于是，我从保定赶回北平。到丰台站时，见中国人都在此下车，车上除少数日本人外，中国人只我一个。我觉得北平出了事，不敢坐到前门站，坐到东便门就下了车。雇辆洋车去天桥，从车夫嘴里才听到天皇特使在北平被刺了。但进了城也没有办法了，当时的北平城是许进不许出。”

换句话说，正好在麻克敌、邱国丰俩人“动手”的当天，侯化均返回北平——这一下等于自投罗网，没办法，只好先回寓所。侯化均说：

“回到东直门家里，房东刘心一以日军规定非直系亲属不得留宿为名，不让我再居住。刘心一是张清江新发展的，他以为我这几天不在家，此事一定是我干的，怕受牵连。好在‘狡兔三窟’，平时我还结交了一个叫王萌生的好友。他也是以前河北省保安队的，此时在华北警防军司令部当上尉书记官。王薪水少，维持一家人生活，经济不富裕。当时军统发给我每月120元的薪水(属少校级)，活动费20元，再加上我公开身份在兴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收入的60元，很宽裕，所以常周济他，这样他才以妻兄的名义收留了我。”

此后，风声越来越紧．王家也呆不住了，侯化均必须设法逃离北平，正当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机会来了。

侯的一个熟人、驻北苑的伪军齐燮元部的连长董春荣来找他，让他到齐手下当“书记官”，并表示：“只要你答应这份差事，我可以帮你出城。”

侯听了正中下怀，于是假意应允，并在“东来顺”请董“暴搓”了一顿烤全羊。当天下午，董带着全套的伪军军服回来，让侯换上，并带着他混出了城。侯化均说：

“和董分手后，我绕路步行去丰台坐车赶到保定，通知我发展的那两个人停止活动。保定不能呆下去，因为刘文修知道我以前去过保定。通知那两个人后，我担心北苑也不安全，便到正定投奔了原河北省保安队同事、齐燮元部十团姓周的连长。在正定潜了3个月，后辗转去重庆找戴笠了。”

侯化均脱出樊笼，剩下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张承福说：“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5年，周良辅5年，任国伦7年，金琅7年，其余不记得了。”

被判死刑的，就是薄有錂、张清江、麻克敌、邱国丰等4人。

其中张清江其人值得考究——查乔家才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錂失踪以后，桐岗到北平去负责。第二年，因为麻克敌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劳军的日本某亲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坏，桐岗兄终于牺牲了。”——根据乔的记载分析，或许张清江即张桐岗，也未可知。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在北平就义。

麻克敌，1905年生，河北遵化人，享年35岁。

邱国丰，1915年生，奉天营口人，年仅25岁。

至此，在1932年就建立起来的军统北平站、以及比他更早成立的天津站不复存在，我们再回来，要到抗战胜利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