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480)

侯化均回忆说：“l939年中秋节毕业后，我们这28人，除一二人另行他派工作以外，其余分别被派至华北的济南、天津、北平三处的军统组织。在北平，以我们这些新派赴的人为基础，成立了新的军统北平站。”

被派赴北平的，除了侯化均，还有麻克敌和张承福。

侯化均说：“麻克敌化名麻景贺，河北省遵化县平安城镇麻家庵村人。他和我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一起在湖南受训后回到北平的。麻当时住北海东墙根胡同，与他哥哥同院居住。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哥哥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

不久后，军统新任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上任，侯化均说：“当时军统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也在北平，但先后只见过两次面。”

据侯化均说，新建的北平站，站长叫刘文修，山西人，是“原北平站的老军统人员”。

——很奇怪，刘文修其人，除了在“刺杀天皇特使案”中，由侯化均、张承福提到过，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其他人在回忆中提及。

重建后的北平站，机构依然不小，下设两个情报组，两个行动组，每组大概二三个人。侯化均分在情报组，他回忆说：

“我所在的情报组组长是张清江，组员有我和张承福、金琅；另一个组长赵慰民，组员于子和。两个情报组除了张承福、金琅是学生出身，是从特警班来的，其余均是原保安队同事。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组员邱国丰；另一个组组长是周良辅，组员杜玉州。这4个人都是原保安队同事，是从谍报参谋班来的。另外还有特警班的陈大东不知是哪个组的。

此外，刘文修还有个搭档，即北平站书记，叫李效愚，也是“谍参班”出身。

北平站的交通员叫任国伦，湖北运阳人（注：原文如此，疑为“云阳”），“特警班”出身。

除了站长、书记，任国伦是北平站最重要的人物了，因他是全站的枢纽，所有人的联络都要通过他。侯化均回忆说：

“（任国伦）住当时的湖北会馆，公开身份是做小买卖的。上级的电报指示全由他传递给我们，我们有什么汇报的，也要通过他转达。具体电台在什么地方．他如何与上级电台联系，我们全不清楚。”

按：上述之“特警班”即指临澧特训班，因毕业证书上全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丨警丨察训练班”而得名；另外，在临澧特训班中原有一个“参谋系”，此后独立成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遂简称为“谍参班”。

在“谍参班”中，最出名的应该是1975年3月特赦的张铁石了，他是“谍参班”第二期毕业生。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秋，任国伦传达了戴笠的指示，要我们找机会刺杀日本军政人员，无论是官兵都可以，成功者有赏。刺杀本是行动组的任务，但由于戴笠有令，所以大家全行动起来，寻找目标。”

恰在此时，日本的两位“特使”来到了北平。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日伪已统治华北几个年头。据说当时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峻曾给天皇上了奏折，说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已很有‘成绩’，人民已经‘臣服’，为此天皇才派两个特使进行‘宣抚’，也就是视察慰问的意思。两个特使都是贵族院的。”

这两个“特使”，即我们所熟知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俩人的“阶级”并不高，都是中佐。

刺杀特使的经过情形，许多材料描写得很细，但在事实上，因当时并无旁人在场，因此均系子虚乌有。即便是侯化均、张承福等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张承福说：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直接行动人是行动组组长麻克敌，组员邱国丰。我所说的情况，除我亲历的以外，都是后来被捕在狱中听另一个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长张清江和任国伦讲的。他们和麻克敌有联系，对内情了解。”

张承福间接听来的情况很简单：“11月29日上午，麻克敌、邱国丰在查清了两个特使的行踪之后，骑自行车在其必由之路锣鼓巷皇城根下尾随狙击。当时两个特使都被击中，高月保当时毙命，另一个受重伤。两匹马也被打死。东皇城根路口有个丨警丨察阁子，丨警丨察出来看时，麻又打了两枪。当时有两个拉洋车的正经过那里，将两个特使拉走了。”

按：据伪《新民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 日本军官突被狙击》载，案发的地点，在皇城根十四号、远东宣教会门前。

案发时，张承福正在北平，他回忆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在北平乃至华北引起很大震动。据说当时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压力很大，因为上头要求他们限期破案。当时一些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派人来支援。事件发生后，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到城外去就更不允许了。”

张承福说：“当时还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住旅馆需要有两个以上铺保。每条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检验身份证。宪兵特务还分区入户搜查，有的连房顶、地板、炕都得扒开。当时无辜受刑讯被抓的人太多了。大概过了一周时间，火车才开出，市民才可凭身份证出入城门。

按：据当时伪政权“治安部”主办的《武德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的启事称，“悬赏大洋五万元捉拿制杀者”。

几天的严辑紧索下来，日伪一无所获，这样终于发生了“北平全城抓麻子”的大笑话。

说起来，日伪的做法，也不是全无依据。张承福回忆说：“麻克敌这个人好冲动，不够谨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后，很得意，没几天，他又在夜问刺杀伪政府负责财政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在越墙时被人发现，在后接应的邱国丰喊他‘老麻’，这样北平城内才大抓麻子。”

按：汪时璟是华北著名的经济汉奸，据陈恭澍回忆，早在1938年初，在戴笠发给他一份的“制裁令”上，除了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另一个就是正在积极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汪时璟。

张承福说：“其实麻克敌脸上只有几个浅浅的白麻子，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当时北平内不仅是麻子都抓，就连脸上有疤的人也不放过。所有被抓的麻子都要一一‘过滤’，查原籍、出身、年龄、职业、麻子特征等，查清后，将这些情况统统填在一个证件上给你，人称‘麻子证’，然后才能持此出入。”

正在没奈何处，峰回路转，一个叫马元凯的人，莫名其妙地承认——是他制造了“刺杀天皇特使案”。张承福回忆说：

“提到破案，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有关部门是要北平日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的，可到了限期，案子仍然没破。这时在东兵马司发生了一件持枪抢劫案，案犯名叫马元凯，在重刑之下承认是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主犯。当时北平的一些报纸都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实报》上登载了。”

这位马元凯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他把这个惊天大“屎盆”抓过来扣在自己头上是何用意，估计是觉得反正难逃一死，与其籍籍无名，不如死得“壮烈”些，或许还能“载入史册”。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倒简单了，麻克敌们也不用搭上一条命。可惜，被一个“明白人”看出了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