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83)
李士群跟马绍武之间，有点“私仇”——李之所以脱离革命阵营，就是被马抓的，估计当时还多少吃了点苦头。因此，当接到党组织一次又一次督促尽快除掉丁默邨的命令后，李士群想出一条“妙计”：借党组织的“红队”杀掉马绍武，既报了私仇，又可以借此示好于丁默邨，同时也可以对党组织那边有所“交代”。
这次，“红队”排出的执行人员，是神枪手龚昌荣。
龚昌荣，1903生，广东新会县人。
龚昌荣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父母将他送给一个龚姓华侨，并起名为龚昌荣。
中学毕业以后，龚昌荣到广东江门当工人，并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龚昌荣成为纠察队员，并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龚昌荣的枪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
在此期间，龚昌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龚昌荣退到香港，并奉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之命组织“打狗队”，铲除叛徒。后因身份暴露，奉命转移上海。
1930年底，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来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的“红队”，并担任队长。
万大鋐曾经是“中统”中研究中共的“专家”，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这年（1927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这种局面仍未改变，一些无耻的败类，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消灭这些叛徒、败类，成了当前急务。是年十一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之下，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又在‘中央特科’之下，组织一支镇压叛徒的‘红队’。红队队员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富有斗争经验，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奸几个公开的叛徒。如一九二八年镇压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一九二九年镇压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
万大鋐说：“顾顺章被捕转变后，中共的特务工作，由五人小组主持。这五人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潘汉年、廖程云（即陈云）及邝惠安，实际工作由赵容负责。江西苏区的射击手调到上海后，组成一支执行恐怖任务的‘红队’。队员有二十八人，队长是枪法极精的广东人邝惠安。狙击对象是中共的叛徒，和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鲜血的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对此，徐恩增回忆说：“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径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在这里，徐恩增所说的“上海连续出事”，据万大鋐回忆，在马绍武被杀之前，一共发生了三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邝惠安率领五人，在中统内奸的指引下，冲进中统在上海闸北一个秘密据点，打死一人，重伤三人，该处主持人受伤倒地，佯死得免。”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曰下午，四个中统人员，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路经南市某处，发现一爿茶馆的临街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队员，心知不妙，暗示同伴迅速离开当地，但已被红队瞥见，在走近岗警时，红队恐其报警，遂开枪射击，中统人员一死一一伤，暴徒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某日，一个中统人员前往法院，为已悔悟的共党罪犯作证，并办理保释，行至中途，被红队击毙。”
第四起就是马绍武案。万大鋐回忆说：
“同年六月十四日，中统驻沪负责人史济美，到南京述职，中统负责人鉴于上海接连出事，拟将他调离上海。史某坚持回原岗位工作，就在返沪的当天下午，一下火车，赶往主持一个宴会。到达地点，步下汽车走上台阶时，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先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身中七枪而死。”
马绍武案之后，还有第五起。万大鋐说：“史济美死后，中统派钱义璋继任其职。两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晚，钱义璋往旅馆访友，正欲乘电梯时，被预伏的暴徒狙击死亡。”
万大鋐说：“一连串的伤亡事件，显示中统内部潜伏着奸细，对中统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进行狙击，令人防不胜防，因而对派往上海工作，人人视为畏途。转变分子更惶惶不可终日，整天不敢出门，中共当真达到了镇慑的效果。”
此后，跟着又发生了第六起。万大鋐回忆说：
“下列实例，可看到红队手段的厉害。先是中统放出空气：共党黄国华已秘密投降，正在引导中统人员破坏中共的中央机关，果如所料，数天后，黄国华在寓所遭人狙击，伤在腿部，经送日本医院治疗。在医院里，黄又被暴徒击中一枪，医院不敢继续收留，中统乃在严密警戒下将病人移送较安全的仁济医院（在公共租界）。该院鉴于两次出事，请准租界当局派警探对病人特别保护，从大门到病房，沿途密布岗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班防护。”
“然而，这些布置毫无用处。某日下午三时左右，邝惠安率领五个红队队员，用冲锋枪一路猛冲，攻进病室，连发九枪，将黄击毙，警卫一死一重伤。凶手在逃逸途中，又射死一巡捕，行人一死一伤，六暴徒结成一起，呼啸过市，一路上枪声砰砰，沿途岗警纷纷奔向店铺躲避，马路上行人绝迹，任令暴徒扬长而去。”
连续发生的刺杀事件，令徐恩增怒不可遏，特别是马绍武之死，徐极为痛惜，发誓要报复。
1934年10月，即“仁济医院事件”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叛变，接着已经叛变的张阿四被派回“红队”潜伏，为徐恩增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1934年11月，邝惠安被捕，并于1935年4月13日，与其他几名“红队”队员一同被绞死。
万大鋐说：“中统经过一番缜密的设计和布置，终于一举消灭了红队，全队二十八人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