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81)

刘戈青等从后门进入陈宅，路过厨房时，发现内室的保镖正与娘姨们调笑，当即将其制服，派人看守。

刘戈青、徐国琦冲进客厅，一眼看见陈箓，正在准备祭祖，徐不够冷静，抬手就是一枪，这下，刘戈青的“割头”计划就来不及实施了。“陈箓听见枪声，拿起一只椅垫遮住脸面和胸部。时机演变得非常迫促，刘戈青不敢怠慢，赶紧冲进客厅，给了陈箓两枪，眼看他倒下去椅垫掉在一旁。死了。”

刘戈青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等等，放在陈箓的尸首上。

这时，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听到动静，下楼来看个究竟，同时朝客厅里开枪，刘还击三枪，同时下令撤退。

乔家才说：“楼上的保镖们想封锁弄堂，由楼上向弄堂里射击。可是这些家伙非常怕死，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个个像只活乌龟，头缩回去，不敢伸出窗外。枪都打到对面，自然形成窗户下面一条死角，刘戈青几个人紧贴着陈箓住宅的墙边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四邻听到枪声，还以为陈宅除夕放爆竹呢。”

刘戈青回到家里，换了一身笔挺的西服，随即找了个舞厅去跳舞。乔家才说：“（刘戈青）找了一张人不注意的椅子坐下来。他叫舞厅的茶房说，从五点钟等到现在，连一位小姐都找不到。他同舞厅的人很熟，年除夕跳舞的人特别多，都以为他是五点钟来的，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这样做，为的是把他的时间证人做好。然后在舞厅跳了一整夜舞。”

等刘戈青出门时，已是大年初一，满大街的报童都在叫卖号外：“二十员保镖随身护卫，巨奸陈箓终登鬼箓”、“双枪将貌似韦陀，溅血花老贼送命”、“中咽喉一枪毕老命，美少年堪称神枪手”等等。

乔家才说：“在二十个保镖保护之下，大年除夕，大汉奸居然被抗日英雄杀死，上海的大小汉奸没有一个不吓得惊心动魄，魂不附体，真正收到杀一敞百的除奸效果。反过来看，爱国民众，人人称快，增加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大美晚报上把刺客形容成神枪手，因为有一粒子丨弹丨正好击中陈箓的咽喉。”

得到刺杀陈箓成功的消息，戴笠非常高兴，当即令刘戈青等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包括刘海山、张国卿在内，一起到香港接受嘉奖。

其时，陈华也在香港，她回忆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我问戴笠：这一次，中日之战会不会打起来?”

听了陈的话，戴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但会打起来，而且，一定是长期抗战”

陈华听了，“当时就做了决定”：“那我要走了，我想到香港!”

陈华说：“他一个电话打去香港，交代军统局香港站长刘方雄，帮我在弥敦道银洋台租好一幢房子。于是我就带着天鳞、华德两个孩子，搭乘轮船到香港定居。”

陈华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阴历年初，我带着一儿一女，在香港定居。会会朋友，搓搓麻将。闲来无事带着一双儿女游山玩水，逛逛百货公司。远远离开大陆上的漫天烽火，偶然也给戴笠的军统局帮点小忙。但凡他手下的高级干部，经过香港，一定会到我的寓所来几趟。带来他一封封的亲笔信；其中多半是思念与问候，当然也难免有些机密大事嘱托。总而言之，在那一段逃难时期，我的生活，过的倒也是生平从所未有的轻松自在，欢欣愉快!”

这天，陈华访友归来，走到自家门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杨家姆妈!”

陈华回忆说：“回过头去一看，居然是当年我介绍给戴笠九个火车头之一。抗战以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极获戴笠赏识与器重的小朋友刘戈青。他风尘仆仆，但却精神抖擞。”

陈华很高兴、也很诧异：“你几时到香港来的?”

刘戈青：“轮船刚到，我一下船就来看杨家姆妈了!”

陈华说：“男佣人闻声开门，刘戈青跟我一道走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广东娘姨来奉过了茶。我用眼色示意他们下去，刘戈青这才眉飞色舞，难抑兴奋之情的告诉我说：‘杨家姆妈!我现在有了身价了! ’”

陈华问：“多少?”

刘说：“二十万大洋!”

陈大吃一惊，随即问：“东洋人肯出这么高的赏格，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刘说：“我杀了陈箓!”

陈华回忆说：“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欢声大呼：干得好!”

陈华说：“陈箓一旦授首，不仅南京维新政府的组织势将更加困难与落后，同时必能使王克敏和他的北平群奸们以当头棒喝：让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怯于继续为虎作伥!”

陈箓被刺之后，日本军方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凶手”，陈箓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在日本人的十万大洋之外，再加十万。因此，刘戈青说自己已经有了二十万大洋的“身价”。

陈华说：“小朋友立大功，我当然也颜面有光。招待刘戈青在我的港寓住下，自掏腰包，亲自陪他上街，买个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回来。邀集要好朋友，大宴小聚，畅游香港，只说给他接风，并未点破缘由。那几天刘戈青是兴高采烈，得意已极。尤其是戴笠接获他平安抵港的消息，立刻就打电报来对他备予赞扬，语多勖勉，更下令一次发给五万港币的犒赏。”

同事为刘戈青的安全计，戴笠令他暂时留在香港，不得再回上海。

刘戈青拿着“一厚迭红色港纸”，对陈华笑道：“杨家姆妈，以前跟老板工作，总是贴的比赚的多。只有这一回，算是发了笔小财。”

春风得意的刘戈青，与他的上司王天木恰成鲜明的对比。

王天木与刘戈青是前后脚到的香港，见到戴笠，结果两个老朋友之间闹个不欢而散。陈恭澍说：“只听说他们曾大吵一顿，结果免去了王天木上海区长之职，仍派回天津为‘直属员’，直接与戴先生联络，一切电信则交由‘天津区’代转。至于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直属员”即“直属情报员”，是指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员、或在某个阶段能发挥特殊作用的军统以外的人士，因不便于让他们接受军统各区、站的领导，遂规定直接由戴笠或其他的指定人员与之联系，并分派任务。

这样一来，“军统元老”王天木等于是给一撸到底，心中何得不怒。

据陈恭澍回忆，当他因刺汪失手、回到重庆、奉命代理“局本部第三处处长”期间，曾经看到一份王天木发来的电报，其中居然有“王八蛋”的字样，陈恭澍说：“这真是少见的事。”

陈恭澍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就在刘戈青刺杀陈箓的之后不久，一个由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由中国败类“担纲”的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在上海建立起来，并于1939年3月1日正式“挂牌”运行，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