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72)

1938年初，特务处有同事赴广东公干，郑修元特请他专程去一趟江门，将一百块钱面交绮兰，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要绮兰随他前来长沙，以便为她找学校读书。我愿意负担她的生活和求学全部费用。”

临行，郑修元还不放心，再三嘱咐“该同志”，“俟由江门转回广州时，无论情形如何，必须先给我一通长途电话。若果侥幸能接到绮兰出来，请他在接通电话之后，立即请绮兰亲自和我讲话。”

正回忆说：“估计旅程时日，在他们应该已到广州的时候两三日内，我便朝夕枯守在办公室内，非绝对必要，不越雷池一步。每当电话铃声一响，我便以为是绮兰给我的电话。疾趋机旁接听。每次抱着希望，每次都是失望。”

过了几天，郑修元接到“该同志”的一通电报，大意说：“陈小姐因战时亲老，不忍远离膝下，嘱事未能应命，余另函详。”

又过了几天，终于接到了绮兰的来信：“承你派人远道来家看我，又带钱来接济我，还要我来长沙读书，如此厚爱，真是感激不尽。只是双亲年迈体弱，又值战乱，我为独生女儿，一旦远离二老，谁能代我侍奉?固然我到了你的身边，自可得到你的照顾。但那时候我想到在故乡的孤苦双亲，我又怎能安心呢?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我不能为了爱情，而负下不孝的罪咎，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苦衷，不要怪我好吗?”

郑修元说：“阅经来函，深觉绮兰孝思可嘉，设想周到。使我对她益加怜爱。尤其是‘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数语，更使我万分感动。”

1938年5月，时任军统局本部“甲”室负责人的郑修元奉调上海，接替程一鸣任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说：

“其时广州犹未沦陷，我乘粤汉铁路火车，先到广州，冒着日寇狂肆轰炸的危险。在广州逗留两天，再乘轮转赴香港。当在汉口首途之前夕，曾以航函告知绮兰，请她到广州或香港会晤一面。（按江门与港穗，等于一个三角形，赴穗赴港，路程相若。）我记得非常清楚，告诉她的联络地点在广州是长堤的长发客栈。去香港，则到六国饭店找我。”

可想而知，郑修元的一片空苦心再次落空：

“我一到广州，立即驱车长发客栈，详问居停，并无陈姓女子找我。住下来以后，睁眼盼望，经过最长的两天两夜，仍然杳无踪迹。有一次在客栈附近闲逛，忽见一个少女背影，很有点像绮兰，赶忙疾步前趋，见到了此一少女的面貌，不禁又大失所望。”

“使命在身，不便在穗久留。同时也以为绮兰或许为了避觅敌机轰炸的惊恐，舍广州而去香港。屈指旅程，或许她已经抵港也末可知。那料等我到达香港六国饭店，仍然没有见到她的倩影。但是当我在账房里登记了我的化名（此为临时使用之化名，经在函中提示绮兰）时，账房里一位小姐，交给我一封绮兰寄给我的回信。”

在信中，绮兰说“她因为正值母亲患病，又系战乱时期，年轻少女，不敢只身远行。要我到达目的地后，赶快寄信给她，告知以后通信地点。”

郑修元想：“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很像绮兰已经开始和我疏远，我并猜想到，恐怕会很快地，尝到失恋的苦味了。”

果不其然，郑修元到上海之后，即收到绮兰的来信。信中说：“我已经奉父母之命，在家乡和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青年，结为夫妇，对于你过去对我的很多好处，我只有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感激，也只有等待来生，再求报答，请你注意身体．为国珍重，勿再以薄命人为念。”

郑修元回忆说：“读完这封告别信，虽然已早在意料之中，仍不冤感到无限的惆怅。我俩往昔的那种轻怜蜜爱，霎时间，化作了一缕轻烟，凌空飘散。”

郑修元说：“虽然在将近两年的恋爱过程中，我为她付出了不少的情感，也为她费过不少的心血。但是我已承她给了我无限的快慰，和此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那种蜜意柔情。因此即使是她已别抱琵琶，我也只有歉愧而毫无怨慰。为了免得她触景伤情，我没有再给她回信道贺，只是在心中默祝她们白头偕老，幸福无量。

郑修元说：“我们相爱两年中，她曾经先后送过我四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在身边，每逢想念到她时，便取出照片，凝神静对。不知道她婚后是否快乐，双亲犹健在否?已否生育儿女?也曾否想到过被她爱过的我? ”

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容许郑修元过多地沉迷于回忆——1938年底，上海区遭到了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区长周伟龙被捕。

据郑修元回忆：“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尔西爱路二七七号。民国二十年冬间，某日，有办事处主管人事之沈则林同志，受到另一外勤人员被捕后之牵连，而被法捕房予以拘捕。我得到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立即打电话到周兼主任之住所，适值午睡，由其夫人接听。当时请其叫醒周先生，告知情况，速作处理。”

按：周伟龙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因此郑称之为“周兼主任”。

郑修元说“因非周本人接听电话，我为了稳妥起见，挂下电话，立即赶去办事处，告诉在该处负责机要之毛钟新同志。一面草就一份书面报告，将所知经过情形，留陈周先生，我因为另一外勤同志之约会，时间已到，乃又赶忙离去。讵料我离开不过五、六分钟，周先生也已赶到处内。”

日后，接任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曾向郑了解这一阶段的情况，陈说：“他（指郑修元）打电话时，周先生正在午睡，周夫人接听后却不敢叫醒他。据修元兄面告，是因为周先生脾气大，他太太怕挨骂。”

按：周伟龙的脾气焦躁、架子大是出了名的，除了戴笠，谁都不敢惹他，谁都不喜欢和他相处。在1940年8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道三先生（周伟龙字道三）自任忠义军总指挥后，一切措置均不改过去作风，处处均予人不愉快之感觉。”

郑修元说：“他（指周伟龙）坐下来披阅我所留陈的书面报告，不到十分钟，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至，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内中有一位徐老太太，住于处内，为对外掩护者。）全部拘捕。”

郑修元说：“事后费了很大的麻烦，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最后还有赖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区长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

郑修元所说的“最大的力量”，陈恭澍曾经问过他，究竟是谁使了劲儿，郑修元说：“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部长姓宋。”

王一心则说是蒋介石：“当时戴笠在重庆，接到周伟龙被捕消息，立刻报告蒋介石，照会法国政府，通知上海法捕房，不准日本方面引渡周伟龙（周伟龙后由法捕房以‘驱逐出境’名义放回重庆）。同时，戴笠亲电上海区第一行动队长赵理君，叫他暂行代理上海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