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71)

转眼抗战军兴，据郑修元回忆，大约是1937年冬天，忽然接到绮兰的信，信中说她的父亲，原供职于广州地方法院，不久前“忽被院方裁遣，失业家居，生计益加困窘”，因此绮兰来信请郑为她父亲在广州介绍一份工作。

郑接到信，不敢怠慢，“立即附备一封介绍信，要她父亲持赴广东省财政厅，谒见秘书李崇诗兄（戴先生离粤时，向新任财政厅长宋子良先生推荐崇诗兄担任财厅秘书，用作对外掩护，藷以督导本局在粤省之公秘工作），请他设法介派一个相当职务。”

按：李崇诗即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也是“三李”中最早发迹的一个。

李崇诗，生于1904年，湖南平江县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李崇诗毕业之后，一直在“国军”党务系统工作，后经复兴社高干酆悌介绍，进入特务处。

李崇诗有个绰号，叫“油炸冰淇淋”，不知作何解释，想来无外乎“外热内冷”、“外善内狠”之意。

如前所述，1936年，李崇诗率“随节处”随蒋介石赴广州。此前，由于广东一直处于陈济棠的格局之下，戴笠除安排了个别的零星人员进行潜伏以外，未在广东建立任何分支机构。此次广东回到“中央”手里，戴笠决定大干一场，因此，蒋介石回京之后，李崇诗就没有跟着回来，而是留在广东就地安排工作。

据李崇诗多年的下级任建冰回忆：“戴笠为加强华南的特务布置，巩固他的特务统治，于是年夏派李崇诗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掩护下，以宋的秘书名义同飞广东，潜入公开的地方政权机关，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缉私机构的建立，扩大税警总团的特务武装，清理广东地方的财产，巩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通过宋的关系完成以上的阴谋，是李崇诗所负的使命。”

这样，李崇诗虽然并不具有广东站，抑或广州站的站长等等名义，却总揽特务处在广东的一切工作，所有特务处控制的公秘机关，均归李崇诗指挥。成为特务处的“广东王”。

李崇诗其人，最为人称道的，是“舍身护桥”。

那是1944年春，日军开始南进（即豫湘桂会战，日方称“大陆打通作战”，亦称“一号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即走向末路）。据王蒲臣回忆：

“中美合作所美方有大批军用物资集中在衡阳，准备转运东南作为训练及装备我方特种部队之用，如果这批集中在衡阳的物资不幸沦于敌手，对合作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戴将军早已料到敌人必定要来进攻衡阳，而衡阳这地方又无法固守，因之就命衡阳办事处负责同志徐谷冰征雇汽车，先将这批物资抢达到曲江，同时又命令曲江的李崇诗兼程赶到衡阳，协办抢运事情。”

王蒲臣说：“当李崇诗到达衡阳时，情况已万分危急而恶劣，当地战区军事长官，为了要阻止敌人来进犯衡阳的猛烈攻势，曾下命令炸毁衡阳四周通往别处的桥梁、公路、铁路，如果这样做法，无疑的是这批美援物资将无法抢救得出，所以李崇诗赶紧与军事当局交涉，请求俟物资运出后再行破坏。”

其时，李崇诗任中美合作所参谋长，也是“国军”少将。然而，在作战部队面前，李崇诗这个少将不值钱，仿佛“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王蒲臣说：“他说干了口水，用尽了气力，也无法改变军事当局原定的计划。”

李崇诗知道，如果这批物资运不出来，戴笠绝饶不了他，与其回去被枪毙，不如豁出一条命，当“烈士”算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走到大桥前，厉声说：“好，如果你们要炸桥，就连我一块炸死！但我死之前，要告诉你们一句话，我死以后，将来自有戴将军来找你们算账！不信就试试！”

在李崇诗如此强有力的恫吓之下，总算把这批物资运出了衡阳。事后，李崇诗给戴笠发报：“任务达成，请释廑注。”

郑修元说：“而这封介绍信的具名，当然要用笔者真姓名。同时我在复给绮兰信中，也对当初我用王文华的化名一节，加以解释。”

郑修元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为他与绮兰分手的“导火索”。绮兰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一年多来深深地爱着的人，竟连一个真姓名，都不肯告诉我。”

郑修元说：“虽然此后我曾再三向她诉说不得已的苦衷，仍然得不到她的谅解。这件事，在我俩的未来关系上，无疑地已经投下了一道阴影。我更因此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衷心为之惴惴不安。就我个人片面的检讨，觉得我并没有丝毫恶意要存心瞒骗绮兰，我只是为了遵守情报工作的纪律，不能轻易向外人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而已。不过在技术上，我确是疏忽了一点。刚认识她的时候，只能告以‘王文华’的化名，这倒不算过错，但是在行将别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婉转地当面向她说明呢? ”

此时，沪战已经失利，日军正在向南京进发。郑修元回忆说：“廿六年十一月间首都各机关，已纷纷向后方转进。局本部于十一月下旬由戴先生亲率一批最后撤退之人员，经南昌而转赴武昌、长沙两地。笔者奉命在京主持留守事宜。其最重要主任务，厥惟收取各外勤单位之军事情报，就近呈报委座，并奉戴先生谕令，须待委员长启节离京，方可宁同留守官兵，撤离首都。留守处之重要同人，有主管军事情报之郭履洲兄，负责人事事务的胡子萍兄，另外尚有特务队长许建业兄，他们三位，都是军校六期出身，俱已参加工作多年，向为戴先生之得力干部。”

“化名事件”的严重程度，是郑修元所始料不及的。此后，绮兰就不怎么给郑来信了。郑说：“我仍然保持着每一礼拜至少寄出两封信的纪录。而有时隔上十天半月，还接不到她的回信，使我常在焦愁盼望之中。由于抗战的关系，她于廿六年底间。举家迁回故乡江门（属广东新会县）居住，门牌号码，忆似为德教街六十八号。”

此时，南京局势恶化，郑修元回忆说：“十二月六日，敌寇先头部队．已乃近秣陵关。光华门外且已落着炮弹，六日午夜两点，我与在委员长官邸担任警卫股长之本局同志罗毅兄通到电话，他告诉我，老先生等一行，明日拂晓启节西撤。留守同人漏夜准备，于七日凌晨，我率全体官兵约计六十余人，分乘局中大卡车十辆小轿车两辆，驶赴下关，渡江赴浦口，循苏皖鄂公路线，历经和县、合肥、巢县、麻城、黄陂而抵汉口。路途既欠平坦，而车队偶有一辆抛锚，便须大伙停车等候。所以途中竟历六日之久，方抵目的地。”

刚刚到达汉口，郑即接奉戴笠指令，命他即刻赴湖南长沙，到特务处临时本部任“代理书记长”。郑修元说：“即使在战乱中，我事繁任重，也并没有冲淡对绮兰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