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70)

程一鸣调走以后，上海区书记由郑修元接替。

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县人。

郑修元进入特务处之后，曾在上海区当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本部，在“甲”室当秘书，曾经与王蒲臣同事很长时间。

提起郑修元，就不能不说他那段著名的“羊城之恋”。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赴广州视察，戴笠命李崇诗率郑修元等组成“随节处”，随时听候调遣。其时，郑修元化名为王文华。

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郑修元认识了一个广州姑娘，学名叫做绮兰，闺名叫“阿芳”，在一家小店里做营业员，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就在这当口，郑修元得了“肠热”症，其实就是伤寒，来势很凶，住进了医院。因祸得福，恰好给了两个年轻人相处的机会。郑修元回忆说：

“我住的是头等病房，只有一张病床。左边是落地长窗，右首不远，放置一张方形小茶柜。在茶柜与病床之间，放有一张木椅，绮兰每次来探望我，都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我用微向右侧的卧姿，恰好与她咫尺面对。她的轻言细语，她的蜜意柔情，给予我病中极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浓妆，但只此薄施脂粉，淡装素抹，偶尔芗泽微闻，已足使我飘然欲醉了。”

某次，绮兰又来看他，在谈话中，照例很客气地称郑为“王先生”。

郑听了说：“我们已经这么熟，你又待我这么好，怎么还称呼我为王先生呢？”

绮兰“嫣然一笑”说：“不叫你王先生，那么，应该叫你什么呢？”

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叫我王文华，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叫我王先生。请你现在就开始叫我一声‘文华’好吗?”

绮兰听了，“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行，我还不习惯叫你的名字，得慢慢来。”

郑修元回忆说：“我略微抬起上身，两手突然地把她的纤纤玉手握住，口中说道：‘你总不能永远叫我王先生呀，迟早要叫我名字的，现在开始不是一样吗?’”

绮兰听了，“略为忸怩了一下”，说：“好的，不过你要放开手，不要抓住我，还要闭上眼睛，转面朝里。”

郑修元回忆说：“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樱桃小口，贴近我的右耳，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文华。等我满意地扭转身躯，睁开眼睛，看见绮兰的双颊上，挂上两朵红云，那种不胜娇羞的神态，美极了，也媚极了。”

自此，双方的关系突飞猛进，绮兰每天都抽空都来看郑修元。郑回忆说：

“一日，绮兰探视我后，离开医院，返回店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缓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绮兰正向医院大门走去，眺其苗条的背影，轻盈的体态，疾徐有致的脚步，越发觉得她太可爱了。恰巧她此际亦转身向病房楼头张望，瞥自见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离去，便对我嫣然一笑，并向我摇手示意。翌日下午再来探望我时，便嘱咐我以后当她离去，不要勉强起床，免碍卧养，等我告诉她，医生已允许我偶尔起身在室内走走，她始欣然无语。”

经过37天的治疗，郑修元的“肠热重症”终于痊愈，郑的主治医师曾对他说：“这种病症，通常总要五十余天，甚至两个月，才能全愈。”

对此，郑当然千恩万谢，对于其高明医术表示“极为佩服”。心里却在想：“多亏绮兰每日前来探望，慰我心绪，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诚，更给予我以难以形容的快乐。要不然的话，哪里会好得这么快呢。”

30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郑修元犹无比向往地说：“及今回思，在我当时的那种病里生涯，不仅毫无愁苦，简直是一种万金难买的幸福。设若此后有生之年，还能拥有像绮兰这样待我的腻友，我倒很乐意再生一场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愿。”

在郑修元住院期间，“随节处”的工作由“李崇诗兄负责独力主持”，郑出院以后，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因此郑修元的病是好了，可是“劳燕分飞”的时候也到了。郑回忆说：

“记得最后一次的话别，是约她在财厅附近的一家叫哥仑布的西餐厅里。在一个隔间的火车厢的小房间内，面对面地黯然话别。她一再叮嘱我大病初愈，务须多多保重。我则希望她不要忘记常常给我写信。”

为着礼貌，行前，郑还买了一些水果点心，去看望绮兰的双亲，郑说：“这次才见到了她的父亲。瘦瘦长长的身材，一脸忠厚诚朴的形相。对于我和绮兰一个多月的往还，表示非常欣慰。她母亲因为和我见面次数较多，对于我之即将离去，也略现惜别依依之感。倒是绮兰反而显得落落大方，含着微笑，送我出门。”

一到南京，郑修元就去找同事桂涤非。行前，他已告绮兰，来信由桂涤非转。

按：桂涤非是特务处本部秘书。桂不仅是郑修元的江西同乡，也是郑的“总角之交”，桂之进入特务处，亦系郑所保荐。

果不其然，绮兰已经来了两封信，信中说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躲在床上偷弹珠泪。因为南天北地，相隔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恋爱，现在才开始尝到相思之苦味。”

郑修元回忆说：“当我读信至此，想起过去聚首之欢乐，尤其是她对我的一片深情，亦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嘱咐我大病初愈，要多蓄养精神，不必每天给她去信，每个礼拜，写个一两封也就够了。”

郑修元说：“对于前者，当然是彼此况味相同。对于后者，她不过是在关心我的健康，不惮反复叮咛。”

此后，在通信中，绮兰对郑说：“自从和你分别，我每天起床以后，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接到你的来信，收到之后，我总是带在身边，在店中偶有闲空，便一再取出阅览，每一封信，起码都会看上七八遍。有时偶隔两三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心情便非常烦燥不安，等到下班回来，母亲将你的来信，交到我的手里。还没有等到拆开看完，便已经是眉开眼笑的了。母亲将这情形，看在眼里。老是摇摇头说：‘阿芳快要发疯了啊’。”

郑修元说：“我们的来往信件，都是用航空寄递的，有一次因为气候关系，有三天没有飞机航行广州。等到恢复通航，她在一次邮差送信时，同时收到我三封航空信，外加一包‘玲珑’杂志。她竟然高兴得哭出来了。她母亲吓了一大眺，不知为了什么，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但是她还没有拆开我的去信，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流出眼泪来了呢?她揩干眼泪，将三封信一口气看完后，才告诉妈妈，因为有三四天没有接到我的信，非常焦急盼望，她没有想到航空脱班的缘故，以为我一次同时写给她三封信，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流着欢欣的眼泪。”

某次，郑修元在信中问绮兰：“当我们在哥仑布餐厅话别的时候，我很想吻你一下，只是方一动念，心房便急剧跳动。又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未敢出此动作，现在想起来，我倒是有点后悔了。我问你——假若我当时提出此项要求，你会答应吗?”

对此，绮兰回信说：“要是你当时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拒绝你的。傻瓜，谁教你那么胆小?好罢，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一个飞吻，让你‘慰情聊胜无’吧！”

其时，郑修元当然不会想到，错过了“哥仑布餐厅话别”，此后永无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