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66)

沪战失利以后，上海区转入地下，赵理君主持的行动工作，其主要目标对准了汉奸。

这时候，江南的汉奸真是多啊，杀不胜杀，光伪政府就一下成立俩。

1937年12月5日，即上海陷落不久，有个叫苏锡文的家伙就跳出来，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这个名字起得很蠢，本意是想修饰一下，反而谐音成为“大盗政府”。

1938年3月28日，在华中派遣军的支持下，又一个伪政府成立，这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辖区”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首脑是北洋安福系的老政客梁鸿志。

伪“维新政府”成立以后，“大盗政府”被并入，改名为“中华民国上海督办市政公署”。

这样，不算伪“满洲国”，在中国就并立着三个伪政权，即1937年11月成立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

按：最初，日本人是打算成立一个“统一”的伪政府的，也曾经做过努力，想把三个“政府”捏到一块，但几经努力，统不起来。原因很简单，此时，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没有成立，因此，三个“政府”后面，各有各的赞助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背后，是日本关东军；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扶持；伪“维新政府”的背景，则是日本华中派遣军。

到“整合”的时候，先是关东军表示，“蒙疆联合委员会”坚决不参与拟议中的“中央政府”，你们也别掺和我的事，咱各搞各的；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倒是谈过几次，并达成一个“协议”，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主组织“中央政府”，后来华中方面可能是觉得不合适，始终拖着不办。

王方南回忆说：“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等人。”

按：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其吕班路寓所门前被打死；1938年3月7日，拟出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的周凤岐被击毙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

其中，对于陆伯鸿的被杀，多少有些争议。陆系实业家，一贯热心慈善事业，与日本人接触并参加所谓“上海市民协会”，一方面当然是保护自己的产业，同时也有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的意思，不能说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

这一期间，上海区的变化也很大，先是这年5月，程一鸣被调到临澧特训班，当情报教官。不久后，上海区就遭到了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挫折——周伟龙的两员大将刘方雄和王方南双双被捕。王方南后来回忆说：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

其时，上海区已经发展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组织，据曾任上海区助理书记的王一心说：“在抗战爆发以后，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就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区在区本部之下设有情报、行动、电台、交通站、联络处等十多个秘密部门。外勤特务单位扩充到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每组、每队的组、队员人数，有的一百多人至两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统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属通讯员。

按：在沦陷区里的“地下组织”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本身就极为荒唐。日后，军统上海区的失事，甚至被连根拔除，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出事才怪！

王一心说：“上海区指挥各个行动队，经常进行各种暗杀和破坏工作。”

现在，赵理君就要迎来一个重大考验——“制裁”唐绍仪。

唐绍仪，生于1862年，广东香山县人。

唐绍仪是“留美幼童”中的一个，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但为时甚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唐绍仪为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只挂名、不视事，因为对于他这样的资历，确实不太好安排。民国时的名中医陈存仁说：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对他也相当器重，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

结果，1912年就当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然到家乡广东中山县当了一个县长。

按：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国民政府将他的故乡香山县改为中山县。

陈存仁说：“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县长是简任职。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但因一时无事可为，只得勉强走马上任，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各职，又因为他是石岐唐家湾人，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对政务极少过问。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胡汉民力主彻查，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

“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复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

“两广事变”平息后，唐居家迁居上海。陈存仁说：“此后，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旧宅中，韬光养晦，颐养天年。”

唐的资望，自然使他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同时被日本人看中的，还有吴佩孚。这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执行者即土肥原贤二。

今井武夫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驻外机关的对立以谋求实行一元化的政策，三个省派出了代表：陆军方面是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方面是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方面则由陆军出身的宇垣一成外相恳切请求把退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作为外务省的代表，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以此促进在中国大陆上日本军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工作。”

7月10日，“五相会议”决定：“扩大加强亲日政权的同时，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政权，真正实现为中国中央政府，使内外不得不承认其是实际上代替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新政权。”

7月12日，经“五相会议”决议：“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带着这个旨意，1938年7月，土肥原贤二来到上海，建立了“土肥原机关”，“机关部”就设在重光堂，并着手物色“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