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65)

问题在于，楼兆揭的回忆，其可信度有多少？

首先，楼兆揭不是军统分子，没有必要为军统增加或减少罪恶；

其次，楼兆揭是在写回忆，不是在写交代材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感情色彩；

再次，楼兆蠡的信息渠道（赵龙文—楼兆蠡—楼兆揭）非同一般，赵龙文就是直接指挥三起命案的的“操盘手”，如果确实是他告诉楼兆蠡的，那没有不信的道理。

不过，说到底，楼兆揭的回忆，只是一份“孤证”，无法证实的。况且他所说的鲁涤平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而记错了时间，可以理解，可是连地点都不对，就错得太离谱了。

还有一层，孔祥熙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是在1937年的3、4月间动身的，半年之后才回来。其时，抗战都已经开始。楼兆揭却说成是“一九三五年春或夏”，显然不对。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我们对楼兆揭的说法打上问号。

以常理而言，过于巧合的事情连续发生，其中多有蹊跷。不过，如果就这样简单地把这几件事关联起来，则又嫌过于武断，世界上巧合的事多了，没有证据，谁敢说如何如何。

况且，鲁涤平与沙佐安的死，虽然相隔的时间确实短了点，但也不能说极端地不符合情理，“殉情”的事儿多了。

所以，在发现更多的材料之前，还是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为好。

关于“史量才案”，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第一，史量才本可不死。

查《龚德柏回忆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

这件事倒是靠谱，当然，细节上有出入。鲍志鸿说：“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以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那就是杜月笙曾经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化敌为友；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对国内国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些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

据鲍志鸿回忆：“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州指挥对史‘行动’的警校教务主任赵龙文(军统在杭州的负责人)。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他要休息，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不能送呈赵批阅。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 ”

“翌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沪途中被刺身亡。特务们刺史后乘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扬长而去。伪造车牌是廖宗泽的主意。赵龙文经过此番贻误，丢官罢职。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胡宗南那儿去了。”

鲍志鸿还说：“戴笠通过此一教训，以后对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都从领导职位上调离了，怕的是贻误‘戎机’。”

鲍志鸿是看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原始案卷的，他所说的，当可采信。

第二，参与“刺史”的，都有那些人？

请注意沈醉的回忆：“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

除了开车的张秉午，当天参与“行动”的一共6个人，沈醉说出了5个人的名字，只“忘”掉了一个，多少有点不符合情理，给人一种“选择性遗忘”的感觉。

按：沈醉的记性极好，看他的回忆录，还真是很少有说“忘记了”的时候。在不同的回忆中，沈醉提到过这样一个人：

“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

这里的“胥某某”和“胥XX”是同一个人，之所以隐去其名，是另有特殊原因需要“曲笔”之，并不是沈醉忘记了。

那么，关于刺史一案的最后一名“行动”人员，是沈醉“选择性遗忘”呢？还是“曲笔”呢，他到底是谁呢？

1949年12月9日，被扣押的沈醉宣布参加卢汉的云南起义，除令自己的手下、保密局云南站全部人员“安分守己”之外，并将头天刚到昆明，次日就要飞走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4名保密局高干一勺“烩”掉。起义之后，沈等先是被软禁在五华山，此后被转移到云南省监狱。

在这里，沈遇上了他的朋友、名记者陆铿，没事的时候，就在一起闲聊。

据陆铿回忆：“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

沈醉对陆铿说，唐有壬就是他杀的，沈还说：“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陆铿回忆说：“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

陆铿回忆说：“他（指沈醉）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

陆铿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 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 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镖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

陆铿特别补充说：“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