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9)

李国琛即前面说过的李果湛。与徐光英、文强、刘人奎等人一样，李国琛也是我党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干部之一

李国琛是湖北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李国琛考入日本“陆士”第十八期，同学当中，就有后来闻名遐迩的汤恩伯。毕业后，李国琛回国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担任教导团党委委员，并随教导团南下至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李国琛辗转离开广东，并被派到苏联学习。1928年，李国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编入特别班，同学当中，除了叶剑英，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同志；另外，还有文强当年的偶像、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

1930年夏，李国琛回国，被派到湘鄂西苏区工作，后任湘鄂西军委警卫师参谋长。

1931年3月，李国琛与夏曦在苏区重逢——刚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

到任不久，夏曦就开展了著名的“湘鄂西肃反”，李国琛虽然是他的留苏同学，也照样被“打在网里”，以“改组派”的罪名，开除了李的红军军籍，不过总算看在同学的份上，夏曦留他一条命，将其送出苏区。

不久，李国琛即为另一位留苏同学邓文仪所罗致，加入了他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改名为李果湛。

其时，正是邓文仪威风八面的时候，据曾任军委会政训处设计委员、与邓文仪共事达九年之久的洪傅经说：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

程一鸣去苏联留学，就没赶上好时候，加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同样生不逢时。很快邓文仪就出事了。程一鸣说：

“南昌的飞机场失火，烧毁了飞机。蒋介石大怒，把航空署署长徐培根撤了职。调查课在事前未能防范失火，事后又不能破案，因此被解散，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

程一鸣在这里说的有点简略——其实，戴笠接长南昌行营调查科，是1934年8月；两单位合并，则是当年年底，这是两件事，有一个过程的。

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

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

按：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即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真正令邓文仪倒了大霉的，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邓文仪办了一件令他后悔一辈子的事，搞了一帮人大肆鼓噪，要“讨伐”，要跟张杨“拼命”，明摆着置“校长”的安危于不顾。蒋回来之后，听说此事大怒，当即将邓撤职。

这个跟头栽得可是太狠了，从这以后，邓文仪就再没缓过劲儿来。洪傅经说：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

从此邓一直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什么工作都没的做，一天到晚闲得发慌。洪傅经说：

“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等到抗战开始，邓文仪总算捞了个闲差。洪傅经说：“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不久，抗敌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停止，邓文仪又失业了。这时，正好军委会在武昌成立了训练团，招收青年和干部受训，需要一个上校级的政治总教官。邓文仪觉得这是个机会，四处找关系，想得这个“缺”。洪傅经说：“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以邓文仪的身份，屈尊去当个上校“教官”，连洪傅经都觉得太“委屈”了，于是就劝他，说：“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

邓听了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即蒋介石)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

最终，邓文仪如愿当上了“总教官”，蒋知道以后，很不高兴，洪说：“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做此官，行此礼，邓文仪在训练团当上校总教官，只要见了将军，都得敬礼。训练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手下，如今邓反过来要向孙“立正”、“报告”。大家看了都暗自好笑。

洪傅经回忆说：“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这下，邓文仪又来劲了。洪傅经说：“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

那是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洪傅经说：“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洪傅经说：“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

当时，洪傅经和军校教官袁觐贤正好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道：“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邓文仪听了，“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