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8)

据程一鸣回忆，“审判”结束以后，“判官”令他交出“联共”党证，并问：“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

当时才23岁的程一鸣，年少气盛，他“很气愤地将苏共党证掷到审判桌上”，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

听了他的话，一个“判官”站起来，拥抱了程，并说：“年轻人，你说得对！”

1930年5月，程一鸣毕业，并与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鎚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其他同学则陆续回国。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程一鸣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修理工人，王人璇在德国学过机械，我们在工作中有优良的表现。工厂党支部认为我们两人都有技能，应该回国到工厂去参加革命，不应留在苏联，因此向学校建议将我们送回中国。学校接受了工厂党支部的建议，于是我和王人璇同学被送返中国。”

1930年秋，被开除了“联共”党籍的程一鸣回到了上海。据他回忆：“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即是中秋节”，那么，这是1930年10月4日。

回国初期，程一鸣还参加了一系列革命工作，他回忆说：“我和闸北区委取得联系，党决定让我负责恢复上海的‘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也就是说，虽然程一鸣的“联共”党籍被开除，但国内的党组织依然把他作为“同志”。

可惜好景不长，还不到半年，情况就变了。程一鸣说：“一九三一年春，陈绍禹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种种罪名来打击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同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同志。同年五月，我得到通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

从此，程一鸣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

1931年，程一鸣曾与亲戚卢吉珊一起去西北，希望能做些军运工作，但无结果，不久后又回到上海。这时，恰好“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程一鸣说：“我回到上海后，有时到工厂去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些书；还出版过一本《聊斋》杂志，想和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对抗。因为没有钱，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

按：卢吉珊即陆沉。

陆沉，大家应该还记得，前文所述，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台过一份“政治纲纪整饬案”，其中指出：“湖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1929年，卢吉珊被捕，次年被亲属保释出狱，在上海开办了国本小学。

谈起这段经历，程一鸣说：“一个人脱离了党的领导，要搞革命是很困难的。”

这时，大批程一鸣的留苏同学开始出现了。第一个是吴景中。

吴景中，生于1903年，湖北黄陂人。许多人认为《潜伏》中所谓的“吴站长”即以吴景中为原型。

据程一鸣回忆：“一九三二年冬，有很多留俄同学当了叛徒，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去报到。”

按：所谓“留俄学生招待所”，即专门针对留苏的“CP”学生做工作、促使他们“自新”的“反省院”。

程一鸣听了，对吴景中说：“你是知道我已脱党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

吴说：“在南京的同学认为你在工厂做工，又到学校去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你已经恢复了党的关系。如果你和党没有关系，为了自己，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程听了，只好说：“请你让我考虑一下。”

程一鸣后来回忆说：“我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陈绍禹一伙已把我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后来我又想，既然我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走? ”

转眼已是1933年的春节，吴景中来“拜年”，说：“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和党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 ”

程一鸣回忆说：“春节过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做了敌人三十一年的帮凶。”

在“招待所”中，程一鸣遇到了同学李梅五，他问程：“你过去是不是学过修理汽车?”

程说：“当过两年汽车公司的学徒。”

过了几天，李梅五对程说：“同学梁干乔是你的同乡，他想见见你。”

程问：“梁千乔是千什么的?”

李说：“梁是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

见到梁干乔，梁要求程替他筹备开办一家汽车修理厂，“代他拟一个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需要什么机器和工具，能不能在上海购买到这些东西。”

程一鸣回忆说：“我拟好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列了一张所需机器和工具的表，给了梁干乔。几天后，梁请我到他家里，说我拟的计划很适用，交通研究院要设立一个‘汽车系’，想聘请我当‘汽车系’的研究委员。”

听了梁的话，程一鸣因急于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觉得到军事机关去修理汽车比较好些”，就答应了。

据程一鸣回忆：“过了几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我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张冲听了说：“你到交通研究院去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领袖效忠。我告诉招待所发给你一张‘自新证’。”

至此，程一鸣就算“自新”了，可以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了。

程一鸣回忆说：“不久，交通研究院主任酆悌从德国考察回来，和梁干乔闹磨擦，说梁干乔在他离职期间，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

这时，又一个留苏同学出现了，他就是谢力公。

程一鸣说：“有一天，我在新街口遇见了同学谢力公和李拔夫，他们问起我在南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刚离开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他们要我留下现在的住址，明天到我家里来看我。翌日，谢力公到我家里，并要我去见同学邓文仪。”

见到程一鸣，邓说：“你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绘了很多画，我需要一位能绘统计图表的人材，想请你到南昌行营去帮我的忙。”

程说：“我不是军人，不懂军事。”

谢力公和李拔夫听了劝道：“不要你做军事工作，只要你绘统计图表。有很多同学都在帮邓文仪同学的忙，希望你也能帮邓同学的忙。”

程一鸣回忆说：“于是我答应邓文仪到南昌去。邓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经堂巷的李厚征同学。我见到李厚征时才知道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李厚征是调查课的副课长，我去后派我任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专绘统计图表。该股股长是同学李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