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7)

不久，赴苏留学的名单发表了，大家都在“忙着打听行程日期，同时要准备怎样的行装，及如何办理出国手续”，邓文仪却还有一道难关要过，因为他是私下参加考试的，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

于是，邓文仪去找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报告投考经过，和我的志愿”。邓说：“虽则学校有命令，不许第一期第二期学生报考，但我既已考取了，请特准我去俄国留学。”

不料，王柏龄听了，兜头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不可以去，你要服从学校的命令。”

邓听了，虽然“痛苦万状”，但并不灰心，他另外想了个办法——直接找“校长”。

其时，蒋介石正在汕头前线，邓文仪回忆说：“后来多方请求转报校长，经过好几次的说明，终于得到校长的批准，许可用国民党中央选派的名义赴俄国，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求学，但因为时间躭搁了，我只能第二批启行。”

在回忆中，邓文仪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只要有好的理想和志愿，又能够有恒心和毅力，始终朝着他的理想和志愿去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他的目的，所谓‘有志竟成’就是这个意思。”

1926年初，邓文仪辗转到达当时的革命“圣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中国斑学习。他说：“孙逸仙大学第一期，将近三百学生，女的不到六分之一，同学来自各个地方，也有从欧洲来的中国留学生。程度相差悬殊，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及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这些学生最初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员各占半数，到最后，纯粹国民党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

关于学习生活，邓文仪说：“学校里是苏俄的新式教育，课程很少，都是政治经济、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史、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中国革命等类，俄文以读报为主，学生先看书，后提出问题，或由教师提出问题讨论。每天都有会议。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参观和一次同乐晚会或联欢会，这种教育方式，是启发性的，我们同学都很用功学习。”

邓文仪只在苏联待了一年，一年中，除了学习，这些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十分“惬意”，作为留学生来讲，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了。邓文仪回忆说：

“莫斯科附近有一座列宁山，星期天我们常常到那里游玩，山在莫斯科河畔，风景不坏，同学在那裹，留下了很多的浪漫故事。”

“夏季来了，学校在一个有树林，有河流的乡下，办了一个夏令休息会，和其他很多俄国的工人、男女学生的夏令会，相隔很近。这是青年难得的机会，设备虽不十分讲究，但很周到。规定不上课，也不许看很多的书，可以游水划船，赤裸着身体作日光浴（晒太阳），并从事其他体育娱乐的活动。成千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休养、娱乐、恋爱、玩耍、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每一个人也都很高兴，我觉得这种夏令休息会，是全世界都值得提倡的。”

在校期间，邓文仪等还曾赴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夏宫”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他回忆说：“列宁格勒比莫斯科好多了，那里的皇宫遗址，及各种美术博物馆等，所有的历史文化艺术作品，都很有参观的价值。我们整整的跑了四天，没有休息。当我们参观冬宫的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到，彼得大帝那个家伙对统治世界的野心和雄才大略。他宫里的设备，把全世界各国的家具及陈设形式都充满了，小的国家陈设一间，大的国家两间或三间，中国式的房子两间，都陈设着竹制品作代表。”

1927年初春，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邓文仪离开了苏联。他后来回忆说：

“听说第三国际要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指导大革命，孙逸仙大学要选四十个优秀的学生，和代表团一道回中国工作，那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中国的代表有谭平山等几个人。四十个中国学生有三十七个是共产党员，只有三个是国民党员，即罗芳炯温忠同我，我们得到通知，立刻启程，并特许个人所有的一切行李、书籍、纪录，都可以随身捎带，照规定是不准带书籍及各种纪录出俄国境外的，我们总算得到了优待。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莫斯科，火车是专车，不到十天，就到了海参崴，想不到的快速地像要赶紧去战场一样。”

按：“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通译为“罗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于1927年初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到任不久，国共合作即破裂。

邓文仪遗憾地说：“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我就回来中国，我学的东西，旅行的地方，是那末少呀!我真有些惋惜。”

程一鸣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莫斯科的，他来的时机不太好，正赶上历史将要“拐弯”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程的回忆，重温一下当时的背景：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按：这就是我们前说过的“红场事件”，呼喊口号的人当中，就有梁干乔，不过此时的程一鸣还不认识梁干乔。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者。”

很自然，这一批年轻人，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出了左中右。

程一鸣回忆说：“ 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的清党运动中，陈绍禹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打击报复，给我定了三大罪名：(一)我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开设旅店，是一位资本家，因此，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二)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三)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

这三条罪状，程一鸣斥之为“似是而非”：

第一，关于“资本家”父亲：程说：“我父亲是华侨，这是确实的，但他只是一家旅店的工人，根本不是资本家。”

第二，关于“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

1929年夏天，程一鸣曾到雅尔塔旅行，之后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象广东的夏天。山上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

程一鸣回忆说：“这封信夹在教室书桌上的书本里，给人偷走并被译成俄文，说我把社会主义祖国和蒋介石统治下的广东来作对比，污蔑苏联的土地是赭色的，山上一片荒凉，气候很恶劣，说这完全是反革命的诽谤。”

第三，关于不学俄文，这倒确有其事。程一鸣是留苏学生当中，很少见的不会俄语的人。

至于不会俄语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太难了，程一鸣连中学都没念完，让他去学外语，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说：

“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使我烦恼的是学习俄文。我对俄文字母的发音感到很困难。教授俄文的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我不了解她是爱护我还是和我为难，上课时常常要我站起来读俄文。我因为不会拼音，发音又不准确，往往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由于自己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习气，所以怕上俄文课。自己的中文水平本来不高，学俄文又遇到困难，于是我决定不学俄文，专学中文。三年学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都读了。”

程一鸣说：“我没有学俄文是事实，但不等于我不学革命理论。”

针对程的“罪行”，由“红色职工国际”的监察委员会派了三位“判官”对程一鸣进行审判。

审判的结果，程一鸣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联共”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