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6)

周伟龙甫一上任，正好赶上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软禁于孔祥熙寓所，对自己昔日的这位上司，周伟龙不能忘怀，刘植根说：“周伟龙殷勤照料，情谊不减当年。”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戴笠赶到上海，提出要在虹口、闸北、吴淞、江湾等日本“租界”地区和战略要地建立潜伏组，搜集对日情报。沈醉回忆说：

“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

听了戴的意见，周伟龙马上点了两个人的名，让他们去当潜伏组长，但他们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周伟龙随即命沈醉去，沈回忆说：“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

还没等沈提出异议，戴笠抢在他前面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只得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

按：沈醉的哥哥即指其二哥沈志雄，日后与其大哥沈玉龙、弟弟沈继龄亦都加入军统。

沈醉回忆说：“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

不久，沪战结束，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周伟龙奉戴笠之命，率上海区全部人员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

周伟龙的搭档，即上海区书记，最初是程一鸣。

谈到程一鸣，又是一段传奇。

程一鸣，1907年生，广东香山县人。

程一鸣在自传中，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家世：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圣佛兰西斯科)，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一九0六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艘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1923年，16岁的程一鸣上了中学，没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临死前，母亲告诉程一鸣说：“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

母亲去世以后，程一鸣就失学了。他回忆说：“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程一鸣只读到高小毕业，在军统高干中，学历属于比较低的，但程十分好学，此后的一切，全凭个人奋斗而来。当然，机遇偶合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一个人，如果自己不争气，运气再好也是枉然。

程来到上海，在他的堂兄程庆同介绍下，到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工。程一鸣说：“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五卅运动”之后，“广东汽车公司”倒闭，程一鸣曾先后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修工。

1926年夏，程一鸣到汉口，去完成母亲的遗愿——看望姨母，并由姨父把他介绍到一个工厂当工人。此后不久的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程一鸣说：“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其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不久，程一鸣回到上海，到光明电器厂做机修工。在这里，程成为一名“CP”，他回忆说：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入党以后，程一鸣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之后，党组织考虑到程的身份已暴露，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

许多年之后，程一鸣说：“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1927年底，程一鸣来到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然，此时的程一鸣不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就会倒向另一个阵营；更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名特工，还干得像模像样；尤其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大批同学，日后会成为自己的同事，有的且两度同事。

在这些同学中，就包括程一鸣日后的上司邓文仪，只不过，程一鸣入校的时候，邓文仪已经离校。

邓文仪是整整两年前到莫斯科的。

1924年，已经毕业的军校一期生邓文仪，正在三期学生队中当区队长。他回忆说：

“民国十四年我在黄埔军校，听到苏俄顾问传来的治息说，他们预备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孙逸仙大学，一面纪念孙中山总理，一面替国民党培养革命的政治干部，学生由国民党中央考选保送，除赴俄旅费外，一切费用由苏俄政府负担。我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注意，很想找到参加的机会。不过听学校当局说，军校学生只许第三期未毕业的学生参加考试，第一第二期毕业学生，因为作战职务的关系，不准报考，这真使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仍在希望得到例外的许可，因为我如能得到这机会，那末留学外国，旅行世界，学习政治，以及其他很多的平素的愿望，就都可达到了。我一心等待着新的机会。”

邓文仪打听到，赴苏留学之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事有凑巧，其时，邓文仪的区队，恰好负责中央党部的警卫工作，于是邓“近水楼台先得月”，悄悄地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

邓非常高兴，他说：“我能到苏俄去留学，是如何的快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