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5)

1934年春，即邱开基被戴笠的警卫“误伤”之后不久，邱来到武汉，就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

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本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的手下，控制着两个税警团的装备，这匹装备是宋子文亲自通过关系从美国买来的，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批美式装备。

大家知道，禁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是在当时的许多省份还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当中，要想“禁烟”基本属于一句空话，那么在“禁”与“管”之间，就有很大的操作余地，大笔的钱财来得非常容易，进而可以补充全国财税收入的不足。

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蒋介石却有他自己的想法。据曾任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章向阳回忆：

“蒋介石为了要扩大他的独裁统治，必先扩大他的特务组织(过去特务组织的经费，是由蒋在总部特别费项下开支的)，而要扩充组织，必须先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但这项经费名称上既不能列入国家预算开支，于是蒋不得不另思别法。因而蒋划定这一机构拨归总部直属管辖，并将全部税收作为特务机构和蒋介石私人馈赠开支之用。”

为此，蒋不惜得罪自己这位内兄，把禁烟督察处硬生生地从财政部给“剥离”出来，顺带手把宋子文的两个税警团也拿过来，改编为缉私武装部队，辖六个大队，统归邱开基指挥。

章向阳说：“这一个职衔官虽不大，但实权却也不小，因此颇引起当时内外人士的注意和瞩目。蒋之属意于邱，足见蒋对邱信任之专，决非泛泛者可比。而邱获得兹职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滋长了他自命不凡、高于侪辈的气焰，甚至连当时的戴笠在邱看来亦不足道，更毋容再提其他同辈了。邱之狂妄自大、傲慢倨人，一至于此，其他概可想见。”

以周伟龙的脾气，看着邱开基的这副做派，自然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学长”，彼此又是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双重“一家人”，且业务上各不相干，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都在汉口一地，总算“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章向阳说：

“邱开基为了要雷厉风行严格执行他的缉私任务，曾严令其缉私部队借口缉私，经常堵塞武汉水、陆、空要隘，检查行旅客商。这明明是侵犯地方宪警的权限，超越缉私范围以外的规外行动，引起宪警机关之不满，增加市民之愤恨。在检查行李时，甚至有侮辱人身的不法事件，因而失去贵重物品之事经常发生，被害者既不敢公然吭声，且又无处申诉，稍加抗拒，即遭禁押，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因此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民怨沸腾，民愤难平，而又无人敢于向其进言。”

邱大权在握，老百姓奈何他不得，于是编了一首歌谣，让孩子们满大街传唱:“邱开基，真邪气，来到武汉把民欺，上又不能坐飞机，只落得两腿跑到谌家矾。”以抒发胸中的忿怒。

1934年冬，章向阳奉周伟龙之命去武汉，发现周正在搜集邱的“黑材料”，准备上报。他后来回忆说：“这时的周伟龙看邱闹得太不成话了，自己又无权干预，但他是特务处的情报组长，又兼汉口行营的情报组长，各地区各机关反映上来的控邱情报已如雪片飞来，并且还掌握了邱的一部分贪污材料，经周派人调查属实，经数月之久，邱之材料已积成巨册。”

按：章向阳的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职务，系周伟龙所保荐。而且，章是特务处驻上海“直属通讯员”，亦属于军统外围人员。

这时，周伟龙还没有打算与邱“摊牌”，因他也知道邱是蒋介石的亲信，“圣眷正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招惹他。但另一方面，自己担任武汉方面的情报责任，职责所系，邱搞成这样，自己不上报，一旦将来追究起来，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同时，章向阳认为，周“自己亦存有取而代之的妄想”。

经再三考虑，周伟龙决定向戴笠汇报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定行止。章向阳说：

“因此周遂决意飞京与戴笠磋商，并献计于戴，把所有材料交戴过目，认为逐邱时机业已成熟，可由周来发动。邱被逐后，要戴事前准备妥人，保举通过继任人物。把这一支精锐的新式武装部队，转归特务处掌握，对今后工作更为有利。”

周并向戴强调，这是“一举而两全的善策”，要求戴笠考虑他的意见并支持他。

对此，章向阳说：“戴与邱本来无甚芥蒂，但由于邱曾藐视戴笠为后期同辈，戴也不是不知道的；同时戴之心病，也急于想抓一支武装力量在手。对自己工作发展有利，现在有此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于是，戴对周的建议表示支持，要他“慎重处理，相机进行”，戴本人则“从旁协助，不致功亏一篑”。

周听了戴的话，自信戴必保他为“继任人物”，遂不顾一切，准备与邱决裂。章向阳回忆说：“（周伟龙）遂乘机飞回汉口，一面嘱其助手继续广事搜集邱之材料，整理成册，作充分之准备。”并将所有情报材料汇订成册，“专案反映”。

上报以后，据章向阳说：“初时，并无动静。周恐邱在侍从室多年，同僚熟人很多，怕有人见到这些材料，会被抽去，反而坏事。嗣又汇呈特务处托藏笠转递，亦无下文。”

此时，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扳倒邱开基，固然是件“好事”，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同学、又是复兴社成员，还曾是自己的下级，有这样三重渊源，要自己出面，明着整他，“窝里斗”，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章向阳说：

“蒋虽面现不愉之色，但又不得不问，于是蒋遂下手令，将邱开基免职，着侍从室电令邱来京听候处分。邱抵京后，即交由军法处侦讯，经邱与周对质后，邱开基终于免职，后还受到禁锢的处分。

邱被免职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家奔走相告，并把歌谣改为：“邱开基，鸿运终，偏偏遇着周伟龙。”

周伟龙扳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学长”沈开樾接任，顺便也是给戴笠点“颜色”看看。

为了邱开基的事，复兴社中，颇有人对周伟龙“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手段太过毒辣。章向阳说：“戴笠亦来不及进言保卒，周费尽心计，仍然落空。后来复兴社之骨干中，如邓文仪辈，颇不满周之自相残杀行为，对周颇有烦言。”结果，周伟龙也被关了一段时间。

此后，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章向阳说：“周亦认为事与愿违，今后恐与己不利，因而再也不愿重返汉口徒找人忌。”

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章向阳评价说：“但戴笠认为周为公为私，不无可取，因而遂调升周为华东区上海区区长之职，以示安慰；另方面亦可以平先期同辈之物议。”

1937年初，周伟龙被戴笠调到上海，继翁光辉、余乐醒、吴乃宪、王新衡之后，成为上海区第五任区长，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