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53)

3月21日，天一亮，陈恭澍就拿着拟好的电报去找方炳西，很显然，他要向重庆汇报情况，同时申请“处分”。

陈恭澍回忆说：“一出门口，这才发觉我们半夜里在现场附近兜来兜去的那部车子，赫然停在门外，而且连车前灯都没有关熄。这亏得是当地的督察懦弱无能，只要他们稍为留意一下，岂不就可以按图索骥，将我们全部逮住，一个都走不掉。想想看，也觉得脸红。”

令人意外的是，未经陈的同意，方炳西已经向“上级”汇报完了。陈回忆说：“炳西兄告诉我，他已经用他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和我所拟的内容大致相同。并已要求增加通报次数，以便保持紧密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次和炳西兄见面，使我最为感动而没齿不忘的，是他给予失败者的那份慰藉，可贵的并不在言词上，是他流露出的一股诚挚的友情，我看得出也感觉得到。我除了惭愧之外，还能表示些什么呢？”

随后，陈又找徐先生，想见个面，徐说：“顶好过一两天再约，有事电话上交谈就可以了。”

陈又去找魏春风，没在家，再找阮小姐，没在家。很显然，“想必是都游锋头去了”。

陈又想：“要不要去和余乐醒他们几个人见个面？又一想，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还是等候上级有了指示，待作下一步决定时再说。”

陈恭澍的心中，感到了无比的孤寂。

还好，“家”里还有一个与陈“同病相怜”的王鲁翘。

王正在喝闷酒，见到陈恭澍，马上说“有个主意要商量”。很显然，王鲁翘不甘心，他跃跃欲试地说：

“我们能干行动的还有五个人，应用的东西全都有，由我一个人进去，说什么也要找到那个人，只希望其它的同志在外面替我掩护就够了。”

对此，陈恭澍回忆说：“我也颇有此意，真是不谋而合，只是一样，非要对于变动后的新情况有个了解才行，否则那就是蛮干了。”

然而，陈恭澍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真的，我们还想重整旗鼓，再干一场，可是我们虽然余勇可贾，已经时不我与了。”

3月23日凌晨，即“误中副车”的整整两天之后，陈恭澍还在与王鲁翘“勾划着再干一场的可能性及其可行性”时，戴笠的电报来了。陈恭澍回忆说：

“半夜里，这已经是二十三日凌晨了，炳西兄电话叫醒我，说是他要来，我想又是有重要事故发生了。不一会，他来到，递给我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打开一看，原来是戴雨农来的电报，内容是召我个人先行回重庆，并限电到即日起程，其它的指示则一字不提，意思是连交代都不必办了。”

陈随即问：“有没有另外的指示给你？”

方顾左右而言他：“尽管放心走好了，此地的事，由我负责料理就是。”

陈再问：“那么乐醒兄、家焯兄那边，和曹师昂、谭天堑他们，以及新来的张同志等，是不是都不用通知了呢？”

方“想了一想”说：“我看是不必了，有关他们几位同志的事，戴先生一定会另有安置，或许各有各的任务也不一定。”

听方炳西的话头，很显然在暗示陈恭澍——你已经不具备“河内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而是“待罪之身”了。所以，不该打听的，就别问了，你问我也不能说。也别瞎忙活了，听戴老板的、赶紧回重庆，比什么都强。

对此，陈恭澍也非常清楚：“‘河内工作’因认错了行动目标，误击曾仲鸣而告失败，事态发展至此，的确是糟透了。常言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话用在这里，那就是：成功了呢，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失败了，则养虎遗患，比不做更坏。”

听了方的话，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仍然不由得陈恭澍不“犯嘀咕”：

“该不是把我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吧？虽然这么想来着，可是这一次却毫无逃避之意，不论怎样，也应当遵命行事，即使明知通回去之后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想到这里，也就觉得非常坦然了。”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陈恭澍已经成熟了，至少，没再弄出一次“弃职潜逃”。

陈恭澍说：“我奉调先走的事，也瞒不了同住的几位同志，握手道别而已。不料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唐英杰、陈步云遇见过。”

送他走的，依然是魏春风。陈恭澍回忆说：“我是三月二十四日离开河内的。魏春风这位小老弟实在太好了。那天早晨大约七点钟，他先打电话来，叫我到前次上车的老地方相会，然后他送我到海防上船。”

“一路上说说笑笑，有多么重的心事也冲淡了。车到海防，办好手续他们拥着我一起上船，连一点麻烦都没有遇上，于是也给我在最落寞的行程中留下了一个最美丽的回忆。”

当然，陈恭澍不会想到、恐怕当时也来不及想，此一别——便是他与魏春风的永诀。

在“河内工作组”的“十八罗汉”当中，最起码从陈恭澍的回忆中反映出来的，魏春风属于“运用人员”，阮小姐则属于“运用人员”的“运用人员”，都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们对陈的帮助，真的名如其人，犹似“春风送暖“一般。

按：1961年，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的陈恭澍，意外地从“情报局派驻西贡的同志”口中，得到了魏春风的消息：他早已如愿“抱得美人归”，与阮小姐成婚，并成为台湾“驻越南大使馆”参事。魏还捎来一张名片，“虽然只有几句问候的话，亦足以告慰于故人的了。”陈恭澍非常高兴，给他写了回信，“表达了渴望一晤的心愿”，并送他一张大甲凉席。

很遗憾，最终，陈恭澍没有能够见到魏春风：“天下事，本难料，没有过多久，他竟与世长辞了。”

陈恭澍回忆说：“在（为魏春风）请恤的文书中虽然填写的是积劳病殁，可是却有人言之凿凿的说是抑郁而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无从判定，只可惜我的朋友只活了五十多岁，总归是件恨事。”

所幸的是，魏病逝之后，陈恭澍见到了阮小姐。他回忆说：“二十多年了，而今寡居的魏夫人，已不复当年的容华。她还是不会说国语，信上的字也不是她自己写的。可是她的儿女多已长大，有几个都在政大念书，为我们说话做翻译的，就是魏家大小姐。原以为魏夫人会在台北定居的，可是她住了没有多久，就因为住不惯又迁回西贡，这一去，以后就消息杳然了。”

就这样，在“落寞”中，陈恭澍离开了河内，准备回重庆、去“以坚强的意志承担这重重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