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42)

就在“二陈”到达河内一两天之后，戴笠的“方影子”告诉陈恭澍，有一位“曹先生”要见他，并要求陈“到他的住处去”。

陈问方是怎么回事，方说：“是戴先生派来的？”

陈再问：“有指示？”方“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帮不了你。

陈又问：“有什么为证？”意思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他是戴先生派来的？

方说：“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很显然，方炳西明瞭全部前因后果，就是不肯对陈恭澍说。陈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是这样说的：“既然如此，由我自己开车请炳西陪我一道去看他。”很明显，陈的心里不太痛快。

这位新来的“义工”，就是曹师昂。

陈恭澍介绍说：“曹师昂，湖南益阳人，民国元年生，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时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过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同一性质。”

曹师昂是著名飞行师，1935年，曹曾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并获得第五名。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的一些欧洲留学生在汉口成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襄助抗战，由汪精卫、李煜瀛、邵力子、何键、刘文岛等组成名誉主席团，以毛庆祥为主任常务理事；理事当中，就有曹师昂。

按：“名誉主席团”的五人当中，只有刘文岛一人是正经八百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汪精卫、李煜瀛与法国及留法学生渊源深厚，自不待言；另外二人，邵力子是留日的，何健是军阀，都与留学欧洲没有半点关系，选中他俩，看重的是他们“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和“内政部长”的政治地位，考虑的是“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便利一些。

见到曹师昂，陈恭澍肃然起敬，原来的一丝不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后来回忆说：“（曹师昂）此次来到河内，是戴先生费尽心机像觅宝似的邀请来的，就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而言，他太有用了。”

陈介绍了他与曹会见时的情形：“师昂兄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于日前搭欧亚航空飞机从昆明抵达河内，他掏出一大堆身份证件给我看，彩色缤纷，中西合璧，我看不懂，不过，他真的名叫‘曹师昂’。”

曹是欧洲留学生，循着西方礼节，自然要先介绍他的法国太太。陈恭澍回忆说：

“首先，介绍了他太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大方端庄，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显得相当老气，一个滴滴西方人的傲气都不带，这样，就觉得很平易了。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只有勉强达意的程度，不通之处，师昂兄暂充翻译，总算彼此礼貌过了。我急于想和师昂谈话，可是他太太却没有回避的意思，一时之间倒给僵住了。

曹师昂见了，明白陈的顾虑，表示：“尽说无妨，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还答应帮忙呢。”

曹继续说，他临行前，戴笠设宴践行，并告诉他：“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负责人陈××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戴笠接着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枝手枪和一盒子丨弹丨，请你带到河内当面交给陈××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

听到这里，陈恭澍问：“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吗？”

这时，陈恭澍回忆了一个细节——听了他的问话，曹师昂“怔了一下，欲言又止”，才说：“没有什么了。”

说着，曹师昂请他太太取出一个“公事皮包”，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皮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上面刻有英文字母SW，也就一般所称的‘司维斯’，另有一个术语，又称‘武装和平’，这是一种射程近，而杀伤力很大的手枪。另外有一小盒子丨弹丨，掂一掂有分量，没有撕掉包装拆开看。我连声道谢，预备摆在车上自己带回去。”

陈恭澍回忆说：“嗣后，我们走得很近，相处得也很好，自发现他豪放豁达后，颇有意论交，可惜聚首时日实在太短了。我揣摩得出，他有件事瞒着我，那就是他的秘密任务，我也谅解，如果不是上级规定绝不许泄露的话，他早就告诉我了。”

曹师昂之后，戴笠跟着又派人运来了第二批武器。陈恭澍回忆说：

“紧跟着上级来电通告，叫我们到海防的一个处所去洽取三枝勃克枪。海防是港口，离着河内还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这可不敢大意，商之于魏春风？又怕他沉不住气，不得已只有求教于曾先生，曾先生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问问看可以不可以。等了一天，他才回复我们：派两个人和他一起去。对方是一位稽小姐，这个姓不多，所以记得牢。她是受人之托，从香港带来三枝新的勃克枪，附有二十粒子丨弹丨，交给来人，她的事就算完了，其它的一概不知道。”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注明：“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此神龙见头不见尾的不再出现了。”

就在陈恭澍会见曹师昂的次日，戴笠又派来一位军统干部——谭天堑。

对谭天堑，陈恭澍印象不好，他评价说：“典型的忧郁者，予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象满腹含冤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彼此一交谈，才明白他果然是刚从贵州息烽县释放出来，局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去处，正是我们自己工作同志‘守法’的所在，他为什么落得关禁闭，当然不便问。”

陈还说：“如果没有记错，天堑兄也是湖南人，年纪比我们几个人都大，法国留学生，攻财经，有无学位，没有留意，照他自己说，回国之后是在某一个训练单位当教官，此番前来，自然希望能戴罪图功，以赎前愆。那又为什么还是成天的愁眉苦脸呢？想必另有难言之隐。”

陈恭澍说得不错，谭天堑确是法国留学生，郑超麟在《少年***》中，曾提及此人。他说：“‘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

回国以后，不知什么渊源，谭天堑进入特务处。

与方炳西一样，谭天堑的任务，与“河内工作组”也是隔离开的，在给陈的电报中，戴笠是这样说的：“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

对此，陈恭澍说：“我想不会那么单纯，从他往返电报的频繁，可以判定他必另有重要任务。”

谭天堑也是自己单独居住，陈恭澍曾经去看过他，“与之会晤，看到他房里有女人衣帽，想必又是携眷到此，可是他始终没有请出来介绍过。后来听说，他那一口是一位法国女郎，并无正式婚姻关系，其中还有些什么文章，是否与工作有连带关系，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工作身份，又和其它同志不完全一样。”

谭天堑之后，戴笠又派来两个人，都是从昆明来的，陈恭澍说：“其中一位张同志，广东梅县人，印象中，还记得他的面孔宽阔，大眼睛，颇具福相；另一位同志，我连一点影像都追不回来了，谨向这位同志致歉。”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一共是十四个人，加上徐、曾、曹、魏春风小两口，一共是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陈恭澍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日后，曾有人将“河内工作组”戏称为“十八罗汉”，就是这么来的。

陈恭澍说：“河内工作，于是步入了另一阶段，不仅是监视、侦察，还有行动前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