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41)
在回忆中，陈昌祖说：“大约在1939年2月初，蒋的蓝衣社特务占据一处住房，用来监视四哥的日常活动。他们在马路斜对面，租用了一幢高楼的几间套房，从楼房顶层，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公寓左侧顶层起居室内的情况。”
对此，另一方的当事人、“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答是——没有那么回事！
陈恭澍说：“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不是不用，是因为我们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这些个琐碎小节，原就算不了什么，对汪案的主要内容，也不构成焦点，不过，要认起真来，最好是什么便什么，不能悬想。”
陈恭澍的意思是——后世的许多回忆——其实都“高抬”他们了，在当年，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当年的陈恭澍，究竟有什么监视手段呢？概要地讲，有三个渠道：
一是“实地考察”，陈恭澍说：“笔者偕鲁翘开车打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因为担心引起汪精卫的怀疑，陈恭澍只好采取这种方式，一遍一遍地从汪宅“路过”，借以观察情况。说白了就是窥视，再说白点，就是偷看。
二是徐先生的情报。“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只有多多借重徐先生，前面已经交代过，徐先生本身与汪派并无关系，他也只好再去‘麻烦’他的法国朋友了。”
但是，很可惜，徐先生并不是汪一伙的人，拿不到第一手资料。陈恭澍说：“这是可以想见的，徐先生听回来的消息，既不具体，也抓不住重点，当然无法满足上级的需求。不要说有什么机密内容，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姓名，我们也得花费不少工夫，经过好几种语文的变换和订正，才能把它译出来，这又是多么的勉强。”
陈恭澍举例说：“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逗留在河内，只晓得这两名军官的阶级一名是大佐，一名是中佐，但却查不出他们的姓名，迨至事后若干年，才从许多资料中发现，这两名军官可能就是影佐祯昭大佐（当时的官阶）和矢荻中佐。”
事实上，我们知道，影佐祯昭是在汪精卫遇刺之后，才赶到河内、并将汪送去上海的。
另外，徐还报告说：“和曾仲鸣有过接触但又不一定与汪精卫碰过面的，还有日本驻河内的总领事铃木，以及日本同盟社驻河内特派员大屋久寿雄等。而大屋其人，又很可能具有新闻记者和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对此，陈恭澍发牢骚说：“像这样的情报，恐怕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呢，又有什么用。不是我们不懂，更不是我们不想，动脑筋、打主意；大家集议、交互讨论能做的都做了，可以一试的也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在汪某的左右布置一条‘内线’。
说到这里，陈恭澍还借机讽刺说：“非常热诚的余乐醒先生，凭他留法国多年，又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法国话，而且还曾结识不少法国人，可是忙了好一阵子，连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又遑论建立工作关系了。可见有些个事情，并不像说说唱唱那么轻松容易。”
相比之下，最“靠谱”的，是第三条渠道，即“魏春风—魏春风的未婚妻阮小姐—阮小姐的堂兄阮警官”那一条路线。
阮警官本身就承担汪宅的现场值守任务，而且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同事研究现场情况，并从官方资料中加以印证，因此，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反映的情况，反而最为贴近实际。
比如：“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就是曾仲鸣了。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照一般的说法，曾仲鸣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根据我们的侦察结果，他并不住这里，另在PAULBERT 的‘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房间，以便代表汪某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某的人，得先和曾仲鸣谈洽好，再由曾仲鸣安排时间与汪相见。当然有些人也许只能见到曾仲鸣，或被挡驾而见不到汪精卫。”
然而，限于阮警官的身份和层次，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陈恭澍说：“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之外，还分别不出谁是仆从、谁是亲属和谁是宾朋。关于这一点，太令人困扰了，由始至终，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和谁？这也是我们侦察未能深入的弱点。”
陈恭澍说：“提供情报给我们的当地警探阮××，可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接到这份报告后，顶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汪精卫一伙，几乎都是高层政界人士，寻常人等，也就是在报纸上看看照片而已，谁能有机会跟他们见面，熟识？不要说阮警官，即便是陈恭澍，见过“真人”的，也只有周佛海一个人。陈说：
“笔者个人只认得周佛海，可是一次都没有亲眼看见他在此出现过；至于高宗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长相，即使面对面的遇见了，也不认得他是谁。”
说到这里，不由得我们不想——戴笠当年布置陈恭澍这一个“河内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儿戏。许多年之后，陈恭澍无奈地说：“类如这许许多多的小环节，都是构成我们不够切实的一些基本因素。”
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内工作组进一步扩大，第三批又派来两个人，一个叫陈邦国（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误为郑邦国），另一个叫陈步云，原来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稽查员。
沈醉曾回忆说，1935年，王兆槐接掌侦察大队以后，一方面是调入大批军统分子，另一方面，“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陈邦国也是神枪手，陈恭澍回忆说：“郑邦国，安徽人，好象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可没有这么说。身材高大，粗声粗气粗线条，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却有一种摇撼不动的镇定功夫。他善于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相信他必定熟娴此道。”
对于陈步云，陈恭澍评价说“陈步云，江苏徐州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此人敦敦实实，就是不爱说话，有时和他打一声招呼，或者逗他开开口，多半只有一笑作答。我们接触不多，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细心的去了解他。”
陈邦国、陈步云二人，都参加过王兆槐在淞沪抗战中组织的“浦东抢运”行动。乔家才回忆说：“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至此，戴笠已经派来了十一个人，分散在三个地点（也许是四个地点）他们是：
安排在“河内工作组”本部的，是7个人：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他们也是日后刺汪行动的主体。
被另外安排地方居住的是“河内工作组”的另外两位“负责人”——余乐醒和岑家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被陈恭澍有意“边缘化”的两个人。
“河内工作组”的“影子”人物方炳西——戴笠的化身；陈恭澍都不知道他住在何处。
另外，还有电台台长王钟岳，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是自己住还是和方炳西住在一起。
再加上“打义工”的徐先生、曾先生、魏春风和阮小姐，一共是十五个人。
不久后，戴笠又派来一个“打义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