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 (340)

陈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所做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其结果，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盲目地跟随四哥，同他一起参加和平运动。我准备继续我的昆明之行，结束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的工作，然后，再返回河内，向驻香港的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

按：陈昌祖说的“中德联合航空公司”，即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组建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陈昌祖时任该公司总经理。

陈昌祖说：“可是四哥担心我此时一旦去昆明，会遭不测。因此，他竭力劝阻。然而，我再三坚持，表示在辞职前，一定要把目前的工作做完。他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我去，并婉言相劝，让我小心为是。”

实际上，陈的昆明之行，还有一项秘密使命，即给龙云带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汪还叮嘱说：“要尽可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龙云。”

这封信给陈昌祖找了大麻烦。他后来回忆说：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下飞机，我就把信交给在飞机场迎候我的妻子，让她妥善保管。当天傍晚，我与龙云将军接通电话，并前去会面，把四哥的信交给了龙云。龙云问我何时返回河内，同时向我表示，在两天内他将给四哥一个答复。”

陈一回家，军统就找上门来了。陈说：“当天晚上，蓝衣社云南分部的两名特务找到我，要看看我在飞机场交给妻子的信。我故作惊讶，向他们解释，那根本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张占星图，是由一位香港算命先生新近才绘制的。说着，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占星图给他们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但也没有再啰嗦，很干脆地离去了。”

陈昌祖说：“这件事，使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我已被当局怀疑，被特务所跟踪，因此，自己要处处小心谨慎。”

事实也是如此，次日晚间，陈昌祖在昆明航空学校的一个同事“大模大样地来拜访我的妻子”。陈说：“然而，他此来的真意，是想警告我：航空学校的保安部门，已经接到重庆的指令，要监视我的一切行动，我应该隐蔽起来，并尽早离开昆明。”

陈回到昆明的第三天，他的太太拿到了龙云给汪的回信，同时陈“也完全做好了离开昆明的准备”。

次日一早，按预定计划，陈昌祖来到火车站。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极为尴尬的事情。陈说：

“（我）看见一名监视我的保安人员被五花大绑起来，他是被从四哥身边派来的卫士绑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讶不已，那些卫兵已受命来保护我了，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l935年夏在南京把那个企图谋刺四哥的凶手当场击毙的人。”

按：据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回忆，当时冲着孙凤鸣连开两枪的，是汪的另一名卫士桂连轩。

桂连轩的所为，自然是好意，想令陈摆脱军统的纠缠，但做法失之于简单，摆明了陈昌祖行踪不轨，等于是自我暴露。此举令陈极为恼火。他后来回忆说：

“事先我并不知道此事，然而，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其结果只能置我于困境，迫使我不得不隐姓埋名地出走。然事已至此，我仍接原计划登上火车。”

陪同陈昌祖的，就是汪精卫特意排在他身边的许少泉，许说：“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

2月13日，火车停靠在“航空学校分校所在地”附近的一个车站，在正常情况下，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出境，到那时，陈昌祖就可以“蝴蝶自在飞”了——除非动武，否则“蓝衣社”对他是无可奈何了。

然而，就在这里，陈昌祖被逮捕。他回忆说：“当时，重庆方面已经发出了针对我的逮捕令，我被就地拘捕，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按原路返回昆明。途中，我们过夜的地方，也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去河内时住宿的车站，而在当天早上我才刚刚离开那里。”

陈说：“夜间，士兵的警戒非常松懈，他们既没有搜过身，也没有检查过我的行李。因此，在我去洗手间时，得以有机会销毁了龙云写给四哥的回信。”

陈昌祖被送回昆明，旋即被押往他原本担任校长的航空学校，单独囚禁。陈说：“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绝。”

幸亏，陈的身边还有一个许少泉，他后来回忆说：“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

同样在为陈昌祖奔忙的，还有他的太太。

按：陈昌祖的太太叫朱始，是革命元勋朱执信的大女儿。

早在陈离开昆明之时，为保万无一失，陈就与自己的妻子搞了个“障眼法”。他后来回忆说：

“当初，我离开昆明那天，妻子曾设了一个圈套，准备把敌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和四哥的卫队军官，以及一名司机在清晨驾车驶向西部的缅甸边境。当天晚上，妻子住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里，第二天，他们才又返回昆明。这时，妻子得知了我已被捕的消息。”

陈妻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河内的汪精卫，汪即与陈璧君打电报给重庆，表示抗议。同时，正在香港的陈昌祖之母卫月朗也给蒋介石带话，请求放人。

卫月朗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当年她与自己年仅16岁的女儿陈璧君一同入会，曾传为佳话。

两下一同发力，加上又没有抓住陈昌祖参与“逆谋”的证据，总不能因为陈是汪精卫的小舅子就抓吧，蒋介石扛不住了，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陈昌祖说：

“在航空学校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释放，并恢复我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同时，还命我立即去重庆，进一步就职于航空委员会。航空学校的校长对我的转危为安表示祝贺，并建议我马上动身去重庆。”

对此，陈当然不去，他说：“如果真的去重庆，其结果只能是蒋介石的一名实际上的‘囚徒’。当时，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河内与四哥同舟共济。”

这时，出面的又是陈昌祖的太太。陈说：“妻子极其秘密地与龙云会面，龙云答应帮我出逃。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在灰暗的掩护下，由龙云派一位副官，把我们护送到铁路车场，一名警官正在那里等候，他把我们领进一辆停靠一旁的空棚车内，车内备有两只藤条睡椅、两套毛毯，大量的食品及供饮用和洗漱的水，还有火柴和一盏油灯。棚车内的地板上，设有一个临时用来大小便的可笑装置，即一块两尺来长，仅能从车内拴牢的活动地板。警官和我登上棚车，把滑门关好，有人从外面把门封死。这辆棚车将与普通列车挂在一起，直到印支边界的K。”

陪同他的依然是许少泉，前述许的回忆：“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指的就是这一段，但许少泉在回忆中记错了时间，误为1938年12月，其实是次年2月的事。

陈昌祖回忆说：“火车准时起动，沿着迂回曲折的路向南缓慢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准备在此过夜。被封在车内，可以听到乘客的下车声和乘务员的叫喊声，而我们两个却只能呆在车内，静静地度过这漆黑的夜晚，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翌日清晨，火车又开始继续行驶，火车的剧烈晃动把我们震醒了。次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了 K。有人在车外把封死的车门打开，我走下火车，步行一百多米，走过边界，来到法国领地，感到终于自由了。”

陈昌祖的叛国之路，终于走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