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二）

关于俞作柏，张任民说：“评价说提起俞作柏，或许很多人对他已经淡忘，即使是广西较年轻一辈的军政人员，可能对他也有点茫然。但在笔者的回忆中，却深感数十年来中国局势之始终动荡不安，其间蒋先生与李宗仁之忽离忽合，总未能做到彼此精诚无间的地步，实居最重要因素。溯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还，在蒋李二氏之间制造最深最巨之裂痕而终致无从弥缝者，当推俞作柏所经手之一次为最。”

张任民所说的，就是自1927年老蒋“下野”之后，到蒋桂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俞作柏的所作所为。因其间涉及的人和事过于复杂，不再赘述。

要说呢，这段时间的俞作柏确实颇为活跃，在“中央”与桂系之间上窜下跳，最红火的一段时间，居然将风云一时的李、白、黄全部撵到一边，自己当上了广西省政府主席，登上了其人生的顶峰。

那是在蒋桂战争之后，白崇禧说：“俞作柏立了功，由海道带了李明瑞回广西做广西省主席。当时我与李德邻、黄绍竑等均回广西，广东部队自东边来攻，湖南部队自北边进来，而吕焕炎在广西内部有异动，我只好亡命安南，到了安南还穿著军服，临时买件长衫穿，后来黄绍竑设法汇一万法郎到安南给我。”

对此，张任民说：“古人有云：‘师克在和’吾人缅怀此一幕往事，心痛曷亟，而追源祸始，则俞作柏私心在夺取广西政权，不惜利用衅隙，扩大蒋李之嫌怨，造成双方难于弥缝之裂痕，在当时或未计及其严重后果，而其贻害国家民族之至深且巨，令人掷笔三叹！”

然而，俞作柏的红火，也仅仅三个月而已。1929年9月，俞作柏响应汪精卫“号召”，起兵反蒋，并向广东进攻，结果为陈济棠击败。于当年10月宣布“下野”，跑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这一去就是八年，直到抗战军兴，戴笠成立“忠义救国军”，觉得俞作柏还有利用的价值，遂把这位老前辈捧出来，给他当副手。俞呢，闲居多年，也是静极思动，彼此一拍即合。张任民说：

“俞氏本人自在桂失败后，再度匿居香港多年，直至民廿六年抗战军兴，中央赦免过去一切政治犯，以精诚团结号召救国。此时俞氏乃夤缘投归戴笠，愿作敌后工作，在苏皖边境组识游击队，号称‘忠义救国军’。”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的俞作柏，欣欣然地“出山”、给他的后辈戴笠“挎刀”去了。

按：1926年，戴笠才刚刚考入军校六期，做入伍生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被俞作柏挤出广西、亡命安南的白崇禧已经当了国军副参谋总长。他后来回忆说：“俞作柏再度被赶出广西可能再到上海，后来，可能与戴笠发生关系，搞忠义救国军，抗战时我曾在皖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他本应出席，不好意思见我。”

不料，刚刚上任，“俞副总”就遇上一件堵心的事——“戴总”给他派来了一位秘书。

这个人，就是戴笠的中学同学王蒲臣。

王蒲臣自从1935年加入特务处以后，一直担任甲室秘书，为戴处理最重要的文件，当时同在甲室的同事还有郑修元、姜朝龙、徐淑芬、郑尔铨等人。王蒲臣后来回忆说：

“甲室是机要室之别名，专门处理最机要的文件；乙室就是普通的秘书室，处理一般普通文件。若就一般普通公开机关而言，已属高度机密的文件了，对甲室而言，则属次要。全室工作同志，不到十人，而每人的工作份量很重。我们不分昼夜，随到随办，不分彼此，谁空谁办，谁能谁办。总之不令文电有丝毫积压为原则。既密且急，每天重要的工作，非办完不能休息。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到深夜二、三时才能休息睡觉。一天办公时间约在十八小时左右。苦虽然苦，但精神都非常愉快。大家只知道国家民族，为工作绝无半点私心，这也是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经常在处理的电稿上写有‘急急急，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杀头! ’”

当时，每逢出门，除了副官贾金南、卫士王鲁翘以外，戴笠还要带个秘书，为他处理文稿，管理钱款等等。这个人，最初是毛万里，毛去了北平以后就换成了王蒲臣，有时偶尔也带郑修元。后来，戴笠的“买卖”越做越大，又增加译电员和会计各一人。

按：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人。曾担任特务处上海区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当秘书。

在回忆中，王蒲臣还曾谈到戴笠过生日的一件趣事。

戴笠生于1897年农历4月27日，即公历6月4日，按民间习俗，1936年适逢他的四十“整寿”，当时，戴笠正好带着王蒲臣和王鲁翘在上海公干。某日，戴笠说，“我们江山有句土话，活人不做四十，死人不做四七。过几天，就是我四十岁的生日，我当然不会做寿，不过到那天我要穿一套新衣服。”

戴笠接着又说：“我们每人去做一套新西装怎样。”二王自然很高兴，于是叫来一个裁缝。

农历4月23日那天，衣服做好了，戴笠一看，颜色、用料、款式都一摸一样。当时裁缝解释说，“戴将军的是十八元一套，你们二位是十二元一套，料虽一样，做工不同。”戴笠听了，穿起来看看，很满意地说：“我的这一套，看上去跟你们俩的就是不一样。”

出门以后，裁缝悄悄对王蒲臣说：“西装都是十四元一套，戴将军是长官，你们是部下，所以戴将军的要贵四元，把这四元拿来贴补你们，仍旧十四元一套。”

王蒲臣回忆说：“戴将军生日那一天，我们已经回到南京了。戴将军虽然没有做寿，曾经交代厨房做了许多菜，我们住在南京鸡鹅巷公馆里的人员，大家为他庆祝一番。那天我们三人都穿了新做的西装，不知戴将军那天是高兴，还是有心事，喝酒暍得酩酊大醉。”

席上，戴笠还指着自己的新衣服说：“我们这三套衣服，看起来好像一样，其实我的要好得多，我的是十八元一套，他们只要十二元一套。”

王蒲臣说：“戴将军的酒量，原来很好，而那一天确实醉了，没有人能够陪他，所以他只有一杯一杯地往嘴里送。”

晚饭后，戴笠还不尽兴，又找人唱京剧。王蒲臣回忆说：“已经到深夜一点多钟了，戴将军似乎意犹未尽，但拉的唱的却已疲劳不堪，又不敢开口，怕扫戴将军的兴，只是一直看着我，意思是要我来说休会。

于是王蒲臣硬着头皮说：“戴先生，胡琴的弦线似乎有了毛病，声音不大对劲，而且现在已深夜快两点了，明天还要上班，是不是今晚大家先去休息，明天再唱给戴先生听?”

戴笠听了，点头说：“好，那就去休息吧!”

王蒲臣说：“大家等于得到大赦令，于是我叫贾金南副官侍候戴将军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