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14)
老蒋在昆明只待了三天即飞回成都，留下戴笠、陈善周、张毓中和老蒋的侍卫徐文贵等4人，等待下一班飞机。
当时，他们随戴笠住在法国商务酒店，费用一概由云南省政府承担。张毓中说：“该酒店豪华瑰丽，是法式大饭店，装饰设备一流。我们食宿，每天每人十八元越币（约近四十元大洋），吃的是正式法国大餐，饭前美点，餐后水果，尽情享用，气派之大，生活之奢华，为我之生平破题第一遭。”
张毓中、徐文贵心想，自己不过一个尉级军官，一人住一套大套房，太过“奢侈浪费”，于是俩人一商量，并请示陈善周之后，换了一个“标间”，俩人一块住。张毓中想得还挺美，说这样“好叫外国佬知道我们中国官员的节俭美德”。
第二天一早，戴笠来看他们，发觉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当即“毫不留情的训斥”说：“你们真太没见过世面了!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委员长的侍从人员，住在昆明这种特殊的地方，被招待在法国人经营的饭店内，竟一点气派也没有，实在太丢人了，赶快叫茶房换回每人一间的套房。”
张毓中说：“这是我第二次被戴先生教训的插曲，也是戴先生对学生的机会教育，给我很大的启示。”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以戴先生的身分和地位，如真想上随从飞机离开昆明，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此时此刻，戴先生留下候机，依我看，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好多留几天，开展工作罢了。戴先生在候机期间，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好几次陈副组长和我也被邀同席。就我所知，戴先生平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没听说他在餐厅、菜馆有过正式的应酬，显然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一到昆明，就破了例。”
这天，轮到昆明市市长裴存藩请客。
按：裴存藩，1905年生，云南昭通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据张毓中回忆，当天，“戴先生满面笑容，谈笑风生，既热情又风趣，把场面搞得生动热闹，我这才晓得戴先生善于交际应酬。在饭桌上，戴先生始终举杯而不进酒，虽经裴市长等一再殷勤劝饮，也不为所动。”
裴存藩是军校“学长”，一个劲地劝，戴笠是说死了也不喝，本来很融洽的场面变得尴尬起来，这时，戴笠说：“各位，我平生确实滴酒不沾，但我内人的酒量却大得惊人，我在南京邀请好友吃饭，都在我家举行，有好酒量者，都由内人陪饮。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女博士，她学问好，人豪爽，名气大，酒量宏，真是令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有一天她在舍下便餐，我晓得她爱美酒、喜豪饮，就建议我内人陪她痛饮，她在半信半疑中，就干杯又干杯的与内人放怀对饮起来，结果郑博士烂醉如泥，由两个女佣人抬进车里回去，而内人却神色自若，若其无事。各位!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和郑博士见面的机会很多，可以当面问问她，出出她的洋相。我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美意，虽然我无法痛饮几杯，扫了各位的兴，但我绝对有诚意，希望以后各位到南京来，一定要到舍下便饭，由内人代敬几杯，来弥补我今天的不敬。”
这一番瞎话编的，绝对脸不变色心不跳！首先，戴笠绝非“滴酒不沾”，相反，戴笠非常爱喝酒，且酒量甚宏；第二，戴笠的太太是乡下村妇，戴根本不让她上台面的。最关键的，郑毓秀是何等身份，会去和戴笠的老婆喝酒？还喝得“烂醉如泥”，不是瞎掰么！
张毓中在一边听着戴笠胡扯，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到底会不会饮酒，还是因职业的关系而忌酒，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婉拒进酒，说出郑博士和她太太对饮的故事，依我猜想，一来冲淡当时坚不喝酒的尴尬场面，进而暗示他在南京的关系和生活层面。我在一旁观看，戴先生的本事，确实高人一等，不能不叫人口服心服!”
转眼抗战爆发，姜、叶二人被调离昆明，姜毅英留在军统局本部电讯处，叶文昭则被派到武汉，任武汉区电台台长。
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所有的战略物资都需要经过云南进行陆路运输，地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各方都要拉龙云，汪精卫要“出走”，必经过昆明。
周佛海“落水”以后，曾对金雄白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复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周佛海的这番话，引发了一个疑问——在汪精卫的“出走”问题上，龙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龙云说得很轻巧：“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龙云说得很简单，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出走”，还真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他是走了正规渠道的。
按：“文官长”即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
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都是国民政府内设的办事机构，而且整个国民政府，就只有这么三个办事机构。文官处的负责人就叫文官长、参军处叫参军长、主计处，自然就是主计长了。
文官处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办公厅，但没有那么庞大的机构，下面只有两个局，每个局各有若干个科（处下有局、局下设科，这又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地方）。
文官长魏怀是福建闽侯人，那可是老资格了，早在他的那位老乡林森做“国府”主席之前，魏怀就是文官长，当了十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魏怀才改任国府委员。文官长则改称秘书长，换上了银行家吴鼎昌，这是第一任秘书长，第二任就是李代总统最讨厌的吴忠信。再往后的秘书长，就去台湾当了。
参军处虽然名为“参军”，但并不掌兵，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军处的“格”很高，如果在参军处当一个“科长”，军衔最低是上校，资格老一点的能到少将。否则，没办法去和参谋本部、军政部等各种各样的高级军事机构打交道。参军长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了，从林森上任干起，到林森逝世后离职，也干了12年，积累年功，升到中将、挂上将衔。
吕超的弟弟，就是著名地工人员吕一峰。
主计处，听着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财务部门，主管“国府”所属各院、部、委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计长，就是“陈氏三兄弟”中的老三、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论地位，汪精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了，一出门也是前呼后拥。许少泉说：“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可叹的是，就在这么严密的警卫之下，汪精卫还在中央党部大院挨了三枪，许少泉们不得辞其咎。
政治地位越崇高，行动就越不自由，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听别人安排，秘书说去哪儿开会就去哪儿开会，司机让你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兜里一分钱都不用带，因为也不需要他亲自去买东西，想要什么跟听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到月底，自有各种各样的商家来找账房结账。
到了汪精卫这个层次，如果是自行要安排什么活动，那就会由他的副官通知文官处，汪先生要到成都、昆明演讲，请你预作安排。再由魏怀通知两地的最高长官，安排好接站啦、住宿啦、警卫啦等等一大摊子事。想自己“蔫不出溜”就走，基本没有那种可能。
汪精卫也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干脆走正规程序，大大方方地走，该报告我就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