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6)

天大的一件事，总算遮掩过去了。

警探刚走，包惠僧回来了。李、陈告诉他，“此非善地”，叫他快走。然后俩人谈了几句，陈公博告辞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从李汉俊家出来，陈公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于是他跑到上海“大世界”，折腾了一大圈，终于摆脱了跟踪，回到大东旅社，销毁了全部可能引发怀疑的材料，才睡觉。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陈公博说：“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胆子很大，马上到走廊查看，却“寂寞得没有一个人”。

第二天大清早，茶房告诉陈公博昨晚的事——就在他的隔壁，一个女人被人杀了。陈想这回麻烦了，警探一来，一定会将自己作为证人，不要再将李汉俊家那档子事情扯出来，可就麻烦了。

于是陈公博当即另找了一家旅馆，跟着就去找负责“一大”会务的李达，对他说，当天下午，自己就要到杭州去了。

所以，陈没有参加“一大”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

对此，张国焘在后来回忆中讽刺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当时，陈公博并没有对张国焘、李达谈到夜里的谋杀案，但事后，他先是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后来又于1943年写了一篇《我与共产党》，都详细地谈到此事。

日后，正是根据陈公博的记载，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推算出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时间，即1921年7月23日。

此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评议员。不久，陈独秀不再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替他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就是汪精卫。

按：经“一大”选举，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陈未到任前，以周佛海代理。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公博结识了汪精卫，据陈回忆，当时汪精卫曾邀请他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陈公博正打算到美国留学，遂婉拒了其邀请。

正在陈公博筹措出国经费的时候，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转到上海。不久，张太雷衔陈独秀之命来找陈公博，问他为什么支持陈炯明叛乱，并令他即刻到上海解释此事。

陈公博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当即给陈写了一封回信，声言：“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约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当年11月，陈公博离开广州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滞留了三个月，于1923年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2月毕业。

陈公博说：“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

按：在日本滞留期间，陈公博就碰到了廖仲恺，当时廖与他谈到国共即将合作，并劝他回国，去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但陈去意已决，没有答应。

陈公博说：“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当时汪精卫在北京，料理孙中山的后事；廖仲恺则因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大捷”而去潮汕慰问；在“家”的只有“代帅”胡汉民。陈与胡不熟，没有去找他，只是跟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接了一下头，即“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准备当教授了。

好不容易廖仲恺回来了，陈公博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回国的600美刀还是廖仲恺帮助“垫”的话，怎么也得去表示一下感谢吧？

陈公博说：“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

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极坏：“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陈公博言下之意，“革命”还没成功呢，这些“革命党”就这么大谱，我还不伺候你们哪，省得看你们的脸子！

但陈公博想不到，正是廖仲恺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这一番谈话，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颇值得全文引录，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革命导师”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了。”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设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投有希望？”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

这时，陈公博心里在想：“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