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05)

据罗君强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

罗的回忆有两个问题。第一，时间记错了，梅思平是11月26日回到重庆的。

第二，汪精卫并未“大喜过望”，相反，他表现得十分犹豫。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6日，周说：“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尚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改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元计划也。”

在日记中，周佛海特地注明：“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显然，11月26日，周被汪的“无一定主张”气得昏了头，连日记也没心情写了。

次日，周佛海再次前去劝说汪精卫：“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周佛海评价说：“经数次会谈，抑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当时周佛海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等待与汪精卫会合），周说：“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

在这里，周指摘汪精卫的两大弱点，“一在犹豫，一在冲动”都十分准确，汪一辈子吃亏，都吃快在这两个问题上。至于第三点，说汪“颇能纳言”，倒也是事实，但其实这并不是汪精卫的优点，反而是他最大的弱点。

高宗武第一次在见到汪精卫之后，曾评价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这里，高所说的“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可谓入木三分。作为政治家，汪精卫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性格上不够坚强，遇事拿不定主意，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个“准谱”，这种人搞政治，要耽误大事情。

隔了一天，已是11月29日，根据梅思平等人与日方的约定，12月3日，“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 时间已经非常紧急。周佛海等再次前去“进言”。这次，汪精卫终于“吐口”了：

“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生，祖籍广东乳源，生于福建。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大哲学系，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还有他的广东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陈公博虽然岁数不大，却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但他先加入的却是共产党。

1920年，陈公博、谭平山等毕业，一同回到广东办报。1921年3月，陈独秀建立中共广州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会，广东有一个代表名额。

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政府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按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广东代表都应是陈独秀，但陈并没有参会。其原因，陈公博说：“迩时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

不但陈独秀没去，也没让谭平山去，最后派了陈公博，并起草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带到大会上。

这样，刚刚成为中共党员4个月的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因陈刚刚结婚，所以带着新娘子李励庄一起来到上海，公私兼顾，顺便做新婚旅行。因此，陈没有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博文女校，而住了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陈公博在回忆中称之为“大东旅社”，似乎就是现在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也是楼下卖服装，上面是酒店）。

对于广东方面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感观并不甚好。“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太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会议在李汉俊家举行。中途某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走错了房间。”就走了。张国焘回忆说：“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

此时，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别人都能走，李汉俊可不能走，张国焘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陈公博是故意地在和张国焘“较劲”。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荐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今译为马林）和吴庭斯基（今译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

会前，出于安全起见，原定每日更换不同会议地点，结果连续四天的会都在李汉俊家举行，陈公博以为不妥，就去找张国焘问。张回答说：“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

对张的回答，陈公博极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危都不顾。”

这回果真出事了，陈公博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的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发生的事情，由于李汉俊在1927年即在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中被胡宗铎杀害，陈公博成了唯一的目击者。据陈后来回忆，当大家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分钟”，警探就赶来了，陈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法国警察官、四个中国便衣密探”。

来了先是把李、陈二人隔离开，然后就搜查。陈公博说：“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

搜查过后就盘问李汉俊，李非常镇静，应对无懈可击。陈公博就在一旁抽烟，陈的烟瘾非常大，据陈回忆，张国焘走后，李汉俊打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俩人刚点上，警探就来了。陈公博说，就在等着问话的这段时间，他把这一听“长城牌烟卷”抽完了，等于是李汉俊抽了一根，他一个人抽了49根！

问了李汉俊，又问陈公博，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最后，警探实话实说：“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