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 狙击王克敏 （六）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按：汪时暻，字翊唐，1887年生，安徽旌德人，与前面说到的老汉奸江朝宗是同乡。

汪时暻也是一个财税官僚，1916年冬，汪时暻入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第二期留学，与王芃生和殷同是同期同学。汪时暻毕业后回国，曾任中国银行武汉分行经理、沈阳分行经理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汪时暻任伪“财政总署”署长。

基本上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日寇就开始筹备建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委托日本经济顾问阪谷希一经理此事。最初，按阪谷的本意，这个银行，最好请曹汝霖“出山”才够意思。

曹汝霖连“国家元首”都不当，怎么会出来搞银行。正好汪时暻到日本军方托人，想当这个经理，但是阪谷嫌汪资历浅，怕他上来没有“号召力”。于是曹汝霖对阪谷说：“汪君本银行出身，在中国银行担任经理多年，经验丰富。现长财政，兼了银行总裁，财政金融，联络一气，最为合宜。”

后来军方也对阪谷说“曹君不肯就，即让汪时璟干好了”。于是，1938年1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汪时暻为总经理，并发行“联银券”。

据曹汝霖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去看叔鲁，正与叔鲁聊天时，汪翊唐(时璟字)来了，神气很得意，向叔鲁伸了两指说，报告委员长，联银券已发行到两亿了。叔鲁听了，即大声说，你是来表功吗?这种滥纸，少发一张，即为百姓少受一张的痛苦，我正设法筹划增加发行准备，你亦应有点打算，不要一味讨好他们，这是你的责任。翊唐本来表功，想不到反受了一顿埋怨，遂无精打采，连称是是而退。”

由此可见，汪是一个经济汉奸，其危害不在王克敏之下，故亦被列为陈恭澍的“制裁”之列。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北平沦陷的时候，王天木、乔家才等还在北平。然而，此时他们都已离开，北平区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乔家才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北平沦陷之初的一些情况。

7月29日一大早，北平第一站站长乔家才像以往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区部去“上班”。区部在东单，北平区区长王天木约了乔家才谈事。

当天是个好天气，乔家才说，“晨光微曦，空气清爽，早上的太阳红得像一只火球，缓慢地从城垛爬上来”。

上了大街，乔家才发现气氛不对，街上聚集了很多的人，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嘀嘀咕咕，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还有些人愁眉苦脸，“好像大祸已经临头”。

一打听，乔家才方知29军主力已经撤离，北平成为一座空城，日本人很快就要成为北平的主宰。

乔很着急，赶快跑到区部，到了一看，王天木不在，只有两个工友，慌慌张张地在搬家具，堆得一世界都是，一问，原来区部已经搬到西单去了。这个王天木也真是，都这会儿了，你忙着搬什么家呀！

乔家才不打算再去找王天木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局，任何人都会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样应付新的环境。任何人都急于了解真实情况，希望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必须立刻去做一件事，去看每一位外勤同志。”

当天，乔家才走访了属下的全部40多个外勤，对他们说：“我们不是常常谈到，迟早会有今天这种局面出现么？所以今天的变局，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值不得大惊小怪。还有，我们头上并没有可这中央工作人员的字样，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看穿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尽可以大大方方，照常活动，不必恐惧什么。

“过去我们坚守工作原则，不敢有丝毫疏忽，暴露身份，就是准备迎接今天这种局面的来临。我很高兴在这个大时代中，有机会和你一块儿在北平工作。我们今天的工作，将比以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应付目前的变局，必须沉得住气，千万不可张皇失措。因此，我想到一件很小，但又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搬家。因为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越久，嫌疑也就越小。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绝对没有力量同时调查北平市的一百万居民，加入他们着手调查，也只能放弃大多数的居民，而集中力量调查极少数有嫌疑的人，这极少数的人，也许就是北平变色以后，新移动的户口。所以现在搬家，最不合宜。”

至此，特务处在北平的活动，彻底从“秘密工作”转为“地下工作”。早先，他们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性命攸关，不是玩的。

日军进城以后，在北平成立了日本宪兵队，本部就设在沙滩“红楼”，在各区也成立了分支机构。乔家才说：“敌人宪兵队经常实施突击检查，在重要的街道路口搜查行人。假如你的态度略现慌张，他们会从你的头顶一直摸搜到脚底。如果你的表情更为可疑，准会把你带到宪兵队，灌你几桶凉水，揍你一顿皮鞭”。

乔家才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

“往常我同同志们见面，为了时间经济，大部分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或者约定在咖啡馆里。现在公园里散布着敌人的眼线，咖啡馆和餐馆的侍者大部份接受了敌人的训练，已经替敌人工作，所以这些场所不再适宜于接头和谈话了。我觉得马路上碰头不会为人注意，而且彼此还可以留神有没有人跟踪。所以我们接头改在马路上，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向，走向预定的地点，碰面以后，边走边谈，或者偕往说话方便的地方。我们同志们约会，一向遵守时间，从来没有先后差过五分钟。在这非常时期，非常地区，遵守时间的习惯，对我们更有帮助”。

“在先前我们的交通人员很少注意掩护职业，都是为了交通而交通。现在环境变了，越变越恶劣。我们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大意。因此，选定了一位最忠实，最能吃苦，不为四邻所怀疑的卢同志做小贩，给他五十元钱做资本，为他做了一辆两轮小推车，沿街兜售糖果瓜子饼干一类的食品。他每天经过一定的路线，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接受某一位同志的报告，最后用这些报告纸张包上各样食物，交给内交通，带回机关里。如此接头，就不会为人所注意。”

乔家才说：“为了应付环境，为了适合需要，我们的技术和方式也在改变。穷则变，变则通，只要能变，就能存在，敌人就奈何不了我们。”

乔家才所说的“我们的技术和方式也在改变”，不仅是工作方式，还包括生活方式。1937年9月，乔家才的二女儿出生，乔说：“原先请好的助产士，因为敌人常常在白天断绝交通，夜间又禁止通行，恐怕耽误事，事先就辞退了。到了生产的时候，只好临时在附近找人，谁知讲来的那位广东女人，生手生足，几乎要出乱子。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帮忙，居然平安地生下来。人到不得已的时候，没有什么能不能，懂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