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 狙击王克敏 （二）

1937年10月，李宗仁奉老蒋召唤进京，“共谋抗战大业”。其时，正是张“出事”回京不久，正在赋闲，于是李宗仁“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 。

对此，李宗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李让黄建平请张自忠来相见。李后来回忆：“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

李说：“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于是李宗仁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李还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晋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听到这里，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回去以后，李宗仁果然找到老蒋，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李宗仁的面子，老蒋是要给的，于是当即写了一个手令，“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张自忠赴任之前，特地来找李宗仁辞行，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张“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1940年5月1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开始以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抗战胜利以后，经冯玉祥提议，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就在张自忠离开北平的第二天，1937年在8月8日，日寇进驻北平。当天他们还举行了“入城式”，2000余日寇自永定门入城，穿过正阳门前方的前门大街牌楼。随后，在东交民巷前的日军练兵场举行了阅兵仪式。

至此，千年的古都北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此时，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前面说了，早在7月29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就成立了，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对此，乔家才在回忆录中痛斥：“也只有像江朝宗那种老而不死，寡廉鲜耻的角色，才会出头来胡搞。”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1月12日，整三个月呢！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