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74)

刺杀行动依然是由孙若愚组织的，祝宗梁说：“38年12月28号，孙若愚在晚六时左右突然来找我说：在他家门口的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423号汽车。一定是在那里请客，王竹林也参加。我们立即准备，还约了孙湘德来参加行动。我们都带了枪来到饭店。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说好完事后如何撤退。我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分配任务是由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前面说过，祝宗梁虽然不是行动组的，但他却多次参加行动工作，不过，以前的“行动”，多偏重于宣传、破坏，刺杀行动，祝宗梁却没有参加过。他后来回忆说：“狙击王竹林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开枪，也没机会练习打枪。但我们有个手枪型的汽枪，多少也有点帮助。”

祝宗梁、孙湘德等早早来到丰泽园饭店附近，埋伏起来。“来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动静，最先开动的是王竹林的汽车，从最远的地方开过来。这表明王来的最晚，而他先走，他就是被请的主客。我们两人急促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我们离王逆约五米远。两人向他开了七枪。然后我们按计划撤退。孙若愚助威，也向天开了两枪。当我开第一枪时，王逆转身看见我，叫了一声‘呀’。然后跟着几枪倒地。”

据祝宗梁回忆，事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王竹林头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两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后来才听说，他有两个保镖。当听到枪声时，就向饭店里跑去。这也不知真假。报纸还说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只是几秒钟，凶手就神秘失踪。”

第一次开枪的祝宗梁，居然如此冷静，其少年豪杰的风范，着实令人神往。

祝宗梁在多少年以后的回忆中，豪情满怀地说：“其实三个‘火枪手’都是在校读书的高中学生，年龄都是18岁。而且都没受过训练，开枪还都是在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第一次尝试。在饭店旁有个小胡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

王竹林被刺杀，给日伪和亲日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再没人敢站出来当这个汉奸商会会长，到1942年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很快即离家出走，躲了起来，连家人到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对此，日伪方面的震惊可想而知，祝宗梁说：“（1939年）1月5日报上登载：市署悬赏五千元缉凶。19日又把赏格提高到一万元。伪市长潘毓桂对死者又是吊唁，对他家属又是慰问。还撤换了伪丨警丨察局长周思靖以及侦缉队队长等多人。这只能表现他们的惊恐心态。”

按：潘毓桂，生于1884年，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

1935年6月，潘毓桂曾伙同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发动“北平自治”。1935年12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缓和同日本人的矛盾，任命潘毓桂为政务处处长，还取消了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身上背着的通缉令，并将他们都委任为冀察绥靖公署参议。

宋哲元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曾回忆：“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七七事变”前后，潘毓桂任北平市公丨安丨局局长，当7月29日，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起义，押着殷汝耕走到北平附近时，被日寇打了伏击，殷趁机逃走，由日本武官今井武夫通知潘毓桂将殷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1938年12月14日，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平、天津等地的“治安维持会”均同时取消，高凌蔚当上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但仅当了1个多月，即于1938年1月17日，被比陈觉生“更像日本人”的潘毓桂取代。

王案发生后，潘大发雷霆，指责伪天津市丨警丨察局特高科科长、台湾人蓝振德“失职”。但据王仕任回忆：“他（指蓝振德）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

另外，伪丨警丨察局长周思靖也不是因王案被撤职的。据王仕任说：“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丨警丨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丨警丨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

按：周思靖，生于1906年，浙江诸暨人。

周思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学。原冀察绥靖公署参谋，“七七”打响之后，曾会同王冷斋、林耕宇等人，一同与日军进行交涉，后成为汉奸。

潘毓桂虽然“更像日本人”，却并不比别人受到日寇更多的信任，刺王案发生之后不久，潘毓桂就下台了，被他斥为“失职”的蓝振德反而升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至于周思靖，则更进一步，居然调升为伪徐州市市长。

潘毓桂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狙击王竹林一事，通过曾澈报给了军统局，祝宗梁说：“一个月后，曾澈带来上级命令，说以后要杀汉奸事先要得到批准，而且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另外还带来一个名单，说这些都是可杀的。这黑名单上的都是大汉奸。”

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即使是日本人，在抗战初期，也是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捕人的。因此，特务处乃至军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秘密机构，多设置在租界当中，为的就是多一重保护。如果总在租界中“惹事生非”，给外国人“找麻烦”，久而久之，对秘密工作的掩护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军统指令抗团“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

祝宗梁回忆说：“此外曾澈还说这次上级发了奖金三千元。这三千元还带来一个故事。曾澈说上级发的是法币，而领来的是伪币。他于是把钱退了回去，并且说抗团不要伪币。后来还是领来的法币。原来是他们单位的财务贪污。法币与伪币的比值相差十分之一。这笔钱仍留作抗团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