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8)
前面说了，抗团活动的初期，其活动以宣传抗日为主。
除了出版地下报刊以外，抗团还曾经走上街头，进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祝宗梁说：“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夜晚，抗团组织了二十几个组，每组两个人，进行贴标语行动。一个人刷桨糊，一个人贴。我和吕廼纲一组。等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出来看都没有了。原来当局组织人都撕掉了。七七周年这天，我们还组织好多人撒传单。各个人方法不同，有从高楼屋顶撒下来。有人放在汽车顶上，等汽车开动就分散开来。我也参加了。我在电影院散电影时，骑着自行车就在人群中撒。
这时，一个法租界的丨警丨察看见了祝宗梁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去干涉祝宗梁，而是“赶快扭转过头，假装没看见。”祝说：“那时代人人同情我们。”
头天，祝宗梁他们还以“抗日杀奸团”的名义，向各个电影院和戏院发出了一封信，要他们在次日停止演出。
第二天，绝大多数影院真的按他们的指令停演了，当然，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找了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门前写的牌子是“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有的写“内部修理，停演一天”。
祝宗梁说：“只有平安电影院例外。他们依仗着外国老板不遵守执行。我们就想教训他。我做了个不伤人的丨炸丨弹要放在这电影院里，后来被曾澈劝止。”
同日，抗团成员、天津师范毕业生、东窑洼第八十一小学校长陈原组织吴纪元、杨大森、赵晓庭等人炸毁了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仓库，全部物资付之一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行动的杨大森、赵晓庭，当时还是小学生。
除宣传以外，破坏是抗团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主要目标是工厂、日伪的仓库及各类亲日的机关场所，仅在祝宗梁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的破坏活动就有十余起。在这里，笔者不准备照本宣科地全文引用，只举几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看祝老先生的回忆录，比我写得好。
祝宗梁参加的第一次行动工作，是火烧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当时沈栋还没有被捕，他和孙若愚听说这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知道做汉奸的滋味。
于是沈栋以耀华和工商中学的抗团成员为主，分成了两个组。沈栋带着“工商组”去烧光陆电影院，成员有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沈栋考虑到，一旦执行了破坏，大家就要立即撤离，因此，沈特地安排了一位抗团女成员吕乃璞“观看事后效果”。由孙若愚带“耀华组”去解决国泰电影院，成员有沈元寿、刘友淦、马桂官，由钱致伦看效果。
事前，沈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告诉大家，由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等人带着宣传抗日的传单，预先在电影院楼上待命，由他本人负责将把燃烧弹放在银幕底下，一切就绪后，他用红布罩着手电筒在台子附近照一下，在楼上的几个人看见这信号就把传单撒下去。然后立即撤退。沈栋还告诉大家，万一发生意外，一定会引起骚乱，这时，在楼上负责管丨炸丨弹的人就把丨炸丨弹引爆，制造更大的骚乱，以便大家撤退。如若顺利，丨炸丨弹就丢掉不要了。
破坏光陆电影院的行动十分顺利，据“观看事后效果”吕乃璞说：“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从前电影院中间都有休息十分钟）。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特别每张都印着“抗日杀奸团“的字样。影院又开映后，突然一股白光（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烧得卷了起来，又引起了后台大火。影院秩序大乱，观众纷纷拥向出口。后来大火又烧到放映部，突然又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也垮了下来。最后大楼成了一片废墟。”
孙若愚那边行动也很顺利，但效果不如光陆。
事后，第一次参加行动的祝宗梁说他当时“情绪很紧张”，并说：“我看到沈栋那样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工作，出自内心地佩服。”
行动成功，经曾澈向重庆报告，说“上面”发给抗团三千元奖金。祝宗梁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军统局。”这笔钱，就由总务干事袁汉俊保管，作为抗团的活动经费。
祝宗梁参加的第二次行动是“火烧中原公司”。
此时，沈栋已经被捕，李如鹏接替了沈栋的位置，抗团的技术组和行动组已经组织起来，于是，李如鹏和孙若愚开始策划又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活动，他们注意到“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也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销售的当然大多都是日货，也有少数欧美的高档产品”，于是决定火烧中原公司。
据祝宗梁回忆，参加这次行动的，除李如鹏、孙若愚外，还有袁汉俊、虞承芳、宋显勇、孙湘德、张同望（女）、张婉云（女）等人。“编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在指定的地点，各组将燃烧弹安置妥当，然后撤退到指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等全体人员到齐后，就通知几个在大公司屋顶上的人员，向楼下撒传单。这传单上除了宣传文字外，还印上这次放火烧中原公司是抗日杀奸团干的。”
行动要用的燃烧弹，自然是由祝宗梁的技术组负责提供，祝说：“那时我刚接技术组，制做方法还是和过去的一样。我们将燃烧弹放在软胶鞋盒里作掩护。”
这次行动不太成功，“后来全部返回并散发传单后，燃烧弹还没有起火。后来烧起来了由于那是钢筋水泥建筑，又消防设备较好，所造成的损失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又发现有一、两处的燃烧弹没有烧起来，经干事会事后的的工作检讨，“认定是技术组在制造上存在问题，应由祝宗梁负责。这个失误应罚祝宗梁面墙站立一小时，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
祝宗梁说：“那时这种处罚是严格的。平时在开会的时间迟到，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曾澈也不例外，而且他迟到的次数最多。”
转眼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当抗团组织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系列”宣传活动之后，就放暑假了。祝宗梁说：“以前活动都要利用业余时间，现在好了，整天都好派用场。”
经过几次行动的锻炼，祝宗梁逐渐成长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日寇的仓库，存放的都是军用物资，于是，在祝的策划下，抗团连续三天“大放其火”，烧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