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7)

李如鹏带领大家所做的第三件工作，是加强思想建设和教育训练。

其一，建立例会制度。“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开干事会一次。参加的是各位干事和小队长。内容是由曾澈做形势报告。李如鹏做组织报告。然后就是临时动议。会议内容由小队长传达到各小组，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颂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

其二，制定保密措施。祝宗梁说：“过去因为横的联系太多，秘密无法保持。因为这是在敌后，万一有事造成损失不堪想象。所以特别规定，各小队间和各小组间不准往来。也不准泄露秘密。”

其三，强化行动技能训练。这项工作主要由孙若愚负责，据祝宗梁回忆，“为了训练一些学生工作能力，就叫他们去画地图。有一次叫一个小组去画法国公园的地图。这个地型是圆形的，几条马路呈放射形，不易弄清东西南北。这个小组是耀华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是十四到十五岁。她们是张同珍、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四人。她们总画不好。后来等到天黑，她们钻过铁栏杆，把佈告栏的玻璃打破，摘下上面的地图拿回来交差。结果反而受到批评。后来对此事大家一直作为笑谈。”

“还有一次，孙若愚又组织大家去偷汽车捐牌。也是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后来偷回来的捐牌堆了一大堆都无法处理。有位警察抗团同志拿来一张单子，上面有四五十个汽车号码。说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发现这些号码的汽车就予以扣留。”

张杰也回忆过抗团的培训工作，她说：“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1939年春天，因抗团人数越来越多，还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据张杰回忆：“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原本，抗团还要求大家加强体能锻炼，“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第四件工作，排除可疑人员。

据祝宗梁回忆，某日，“第五小队副小队长刘富川（天津耀华中学学生）召开小组长会议，在会上有另一个陌生人参加，叫陈慕贤。他们二人极力贬底曾澈和李如鹏二人，还骂出难听的话，还号召大家脱离抗团另立组织。”

抗团成员朱国钧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如鹏，李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陈慕贤的背景。此事引起了曾澈的警觉。他认为：“没有小队长夏廼麟的参加，私自召开会议是违反原则的。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组织。如放纵不管就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陈慕贤的背景不知，又不能找他谈话。若他知道我们对他怀疑，他可能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我们采取破坏活动。刘富川是抗团成员，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

孙若愚则反映说：“刘富川是行动组组员，在几次活动时，他总表现退缩不前。”基于上述情况，李如鹏、孙若愚都主张对刘富川采取“坚决措施”。

对于另一个“陌生人”陈慕贤的处理，因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则比较为难，主要原因是曾澈怀疑陈是共产党。据祝宗梁回忆，曾澈在干事会上，至少两次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共同抗日。互不防碍”的原则从事。因此，曾澈认为：“万一陈慕贤是共产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妥，不如对他进行隔离，与他断绝联系。”

最终，曾澈采纳了李如鹏和孙若愚的建议：“对刘富川只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谁能保证他听话并不做任何反应。这是敌后，对自己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最后决定对刘富川进行制裁，对陈慕贤进行隔离。”并责成李、孙二人执行。

于是，李如鹏让夏廼麟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李对刘富川说：“有件任务要你去执行。到志达中学去找孙若愚一起去。为了安全起见，身上不要带任何证件。”

祝宗梁说：“当刘富川见到孙若愚，孙就向他开了一枪。刘富川只是受伤，回头就跑。李国才、宋长富跟了上去。李国才又补了几枪，他才倒地不起。”

据祝宗梁回忆，杀死刘富川这件事，当时“在抗团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心恨手辣”。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曾澈确实出手狠了点，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刘富川有“异动”，或者是有“异动”的可能，仅仅因为“带来一个陌生人”、“擅自召开会议”，就要人一条命，有点过分。即使在军统内部，未经戴笠批准，也不可以随便“制裁”那一个人的。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地说过：“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为了增强说服力，陈恭澍还举了一个反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这里，大家当然知道，陈恭澍指的是赵理君，因纵容手下暗杀河南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区专员韦孝孺而伏法，只是把发案地点误为陕西。

当然，“慈不掌兵”，非常时期，如果因妇人之仁导致组织暴露，就因小失大了，从这个角度看，曾澈的“心恨手辣”，也不是绝对不能理解。

事实上，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下，要这群年轻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万全的选择，亦是强人所难。

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战争年代，冤死的人不知凡几。多少年以后，有的人可能会有澄清的机会，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至于陈慕贤，祝宗梁说：“陈慕贤后来去了内地。军统将他逮捕，经过审讯弄清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军统下面什么组织有关。”

通过李如鹏的上述措施，抗团逐渐从最初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组合变得比较像一个组织了。祝宗梁说：“这时抗团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就和球队一样，来往随便，不像是个秘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