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6)

第三次挫折，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是沈栋被捕。

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6月份，沈栋突遭英工部局逮捕。出事原因估计是他活动频繁造成别人对他怀疑以致被告密。抗团的建立与发展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本来没有任何罪证，英工部局不能任意拘押一个人。可是沈栋坦然承认他是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情况造成他是既不能定罪又不能释放的人。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可是英租界当局又受到日本压力使其在政治态度上含混不清。沈栋的家庭经过多少次活动保释均不见效。在英工部局里也有中国人工作，虽然同情也无济于事。”

按：经查，沈栋被捕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8月30日。

沈栋很有办法，他在监狱中发展一位巡捕马从云参加了抗团。这样，就可以通过马从云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

祝宗梁说：“沈栋工作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每个同志。在友谊的交往中他又是非常真挚。大家对他离开工作都无比惋惜。……沈栋可以说是在抗团负责组织的，所有的事都要他来处理。曾澈虽然说是总负责人，但他另有任务，他只是与抗团的几个人有联系，具体事务他都不管。现在沈栋被捕，抗团简直是群龙无首了。”

此时，李如鹏站了出来，接替了沈栋的职责。

前面曾经引述过张杰的回忆：“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

张杰这段回忆非常准确，李如鹏等人，确实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武装斗争。

据陈恭澍回忆：“（在抗团的）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

陈恭澍说，在主张“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一派中，又分为两个“实现途径”，其中有一部分，“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于是，“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

据张澜生回忆：“同年（1937年）十月底，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不久在冀东即被日军打败。”

按：张杰所说的“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陈恭澍所说的“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张澜生所说的“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其实都是一回事，正式的番号即“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

另一部分，就是沈栋他们了，可称为抗团的主流，即在城市中通过破坏、暗杀等行动打击日寇。李如鹏他们从前线回来不久，沈栋被捕，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李如鹏，接替沈栋的核心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经采访祝老，他说当时是曾澈让李接替沈栋的：“1938年夏，军统的山东游击队被打垮。李如鹏就从山东退下来。这时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曽澈就要李如鹏代替沈栋的工作。”

李如鹏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加强抗团的组织建设。

其一，将原有的松散结构组织起来。祝宗梁说：“他（指李如鹏）到抗团后，就把抗团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设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个成员。每小组设小组长一人。各小队设小队长一人。这五个小队长依序是孙若愚、刘友深、李振英、我、周庆涑。第三小队的李振英因试验燃烧剂被烧伤，以后就改成赵恩波。第五小队长周庆涑因居住意租界，交通不便，后改为夏廼麟。”

祝宗梁说：“后来组织逐渐扩大，人数可能上两三百。就另组建一个学联。由刘永康和张世一（女）负责。在警界有警联，在工商界有工商联。”

其二，建立起了了抗团的核心领导层。据祝宗梁说：“（李如鹏）在小队长之上又成立一个干事会。由六个人组成。负总责的是曾澈，李如鹏负组织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还有一人是沈栋，他虽出事但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内。”

第二件工作，是狠抓业务建设。

除五个小队外，李如鹏还设立了一个技术组和一个行动组。

祝宗梁领导着技术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总务干事袁汉俊也经常来技术组帮忙。

祝宗梁很谦虚地说：“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祝宗梁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祝宗梁举例说：“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

为吸取刘福庚牺牲的教训，技术组还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丨炸丨药。因为这种丨炸丨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祝宗梁说：“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是严格控制的，不易买到。于是抗团“打通了一位在德国洋行化学仓库的工作人员，他支持正义事业，许多材料都可以买到。”

另一个重要“部门”行动组，自然由抗团的“行动专家”孙若愚负责。孙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抗团成员担当此任，主要有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刘富川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