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5)

抗团在初期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发动工作。如前面所说的，编纂自己的小报和刊物，传播正义，号召抗日。

据张杰回忆：“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陈恭澍则评价为：“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按：前面说过，抗团成立之初，是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抗团成员都是学生，又没有收入，那就只能从家拿。但点心钱、书本费终归有限，因此，在抗团成立的初期，经费可以说都来自社会的“捐助”。

抗战爆发以后，许多有志于为抗战出一份力的人士，包括一些抗团成员的家属、长辈，虽因种种原因，不能自己站出来，却愿意以种种其他方式，为抗战尽一份力。祝宗梁回忆说：“那时有位资本家与李如鹏搭上关系。李如鹏一直保密他的姓名。他愿出钱为有困难想去内地的青年提供帮助。李如鹏借此关系曾送走一二十人。他们大多不是抗团人员。”

张杰也说：“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今河北路顺和里)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李桂芬)，她的家(今滨江道恒和西里)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如前所述，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其中沈栋是“行动派”，他说：“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就为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老百姓看到就相信我们还有力量，更振奋人心，比我们印多少传单更起作用。”

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青年学生，如果要从事大量的行动破坏工作，确有难度，因为毕竟抗团成员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有小学生，又没有经过训练，大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这个分歧，在曾澈加入抗团以后得到了解决。祝宗梁说：“他（指曾澈）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不过，对敌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在抗团组织起来的初期，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有的还没有真正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接连受到了三次挫折。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1937年12月，抗团在研制燃烧弹当中发生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自行研制燃烧弹是沈栋倡议的，有一次他化装成工人到一个工厂里转了一圈，随即想到要破坏工厂就必须有丨炸丨弹，燃烧弹。于是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宝仁，李宝仁又找到刘福庚，俩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据祝宗梁说，“他们制造的燃烧弹有两种。一种是用丨硫丨酸经过沙滤延时起燃的燃烧弹。还有一种是用时间控制起燃的燃烧弹。燃烧弹也有大小，大的燃烧弹燃烧时可达千度以上。” 结果就在制造“大的燃烧弹”的时候出了事。

祝宗梁是技术专家，他分析了出事的原因：“提到前面的两个人，死了的是叫刘福庚，伤者是李宝仁。他们研制了丨炸丨弹和燃烧弹，和用时间控制的起爆器。起爆器是用个怀表，并在表面打个洞，洞上装个螺丝当电的一极，表本身又是一极，用表针走动来控制时间，当通电后，使电池烧红一段电阻丝来起爆。丨炸丨弹的药用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和粉。这就是小孩玩的炸炮，在这种粉里加上玻璃粉，摔在地上经玻璃磨擦发热就爆炸。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丨炸丨药。燃烧弹的原理是用在野外焊接铁轨的方法一样。燃烧时的高温可把铁熔化。刘福庚被烧死，一定是在燃烧弹上安装时间控制时，不当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烧死的。”

刘福庚是抗团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第二次是抗团“机关”暴露。抗团成立以后，以英租界松寿里为机关，印制报刊，加入抗团时的宣誓仪式，也在这里进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胡希文。

祝宗梁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保密工作认识不清。大家都是学生，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每次宣誓时在这小院里脚踏车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有这种情况，经常门前那么多脚踏车，又那么多青年人聚在一起。不多久就出事了。”

1938年春，松寿里机关被英租界工部局查抄，胡希文被逮捕。可巧，当天曾澈要到松寿里办事，刚进胡同就感觉气氛有异，扭脸撒腿就跑，结果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个跟头，当场被捕。

按：日后陈恭澍也是在逃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被捕的，看来天津站出来的人都不善奔跑，恐怕是日常训练不够。

沈栋得知此事，由于当年通讯不够发达，短时间内难于联系上所有的人，于是就派人远远地守在胡同口上，见到自己的“同志”赶快暗示其离开。

祝宗梁说：“担任警戒的事不是难事，但责任重大，因为这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当时，沈栋安排祝宗梁担任岗哨是下午五时至七时，安排曹福生是从七时至九时。结果曹福生到点没来，祝宗梁只好接着站岗。

晚上九点来钟，沈栋来查哨，发现依然是祝宗梁在那儿。祝说：“他（指沈栋）以为曹福生出事了，就去曹家了解情况。曹家人说他可能去看戏去了。沈回来撤掉警戒，并约祝一起去戏院看个究竟。果然在晚十一时散戏时见到曹福生。沈栋很生气。他认为富裕家庭使子女养尊处优，再耽于玩乐享受，就造成他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曹福生对工作这样不负责任，以后很难在一起工作。沈栋果断与他断绝来往。还有与曹福生一起玩乐的王崇茂也断了关系。”

此后，通过找关系，交了罚款，曾澈和胡希文都被放了出来，也没有受苦，更没有暴露身份。但松寿里这个机关是用不成了，抗团的两份地下报刊也只能停刊。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宣誓仪式也根据形势决定，如果不具备条件，就取消这一环节。

后来，抗团在尚义别墅九号设立了一个据点，由李如鹏以家庭方式租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可避免与外界多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