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60)

“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这个章节，我一直在犹豫是写还是不写。几次都已经开始写了，想想终又搁笔。

其一，抗团的老战士祝宗梁老先生曾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为题，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文章，记载了当年的奋斗与牺牲。笔者再写，不仅多余，而且作为后人，怎么也写不过当事人啊。

其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抗团的许多老人，对于军统这个组织极端厌恶，尤其反感别人将他们与军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因此付出过代价。作为笔者，雅不愿在他们的晚年，再拿这件事去刺痛他们。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中华民族的这些英雄儿女（当年的抗团成员，基本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名副其实的“小儿女”），出于民族义愤，奋不顾身地、自发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做出了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都难以完成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许多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人落下终身残疾，其献身精神，真可说感天动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抗团中的许多人都是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里的亲属就有大汉奸。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背景，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其献身精神，令人难于想象。另外，抗团做的许多事情，是载入史册的，像刺杀程锡庚一案，牵动了英日两国的交涉，日寇因此而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在抗战史上是轰动的一件事情。为此，特地搜集了许多资料，上海的一位“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志愿者，还为笔者提供了祝宗梁老先生的回忆录和其他信息，看了之后，深感抗团的事迹不容埋没，每个人都有责任宣传他们。

思来想去，还是要写，只恐笔者的一支秃笔力有不逮。

说起来，“抗日杀奸团”的性质，最初的时候，跟刺杀杨永泰、刺杀唐有壬的“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以及其他爱国组织，并没什么区别。只是，抗团从成立的一开始，就处于特务处的深度干预、“运用”之下，这也是后来抗团的性质引发一定争议的原因所在。

说起抗团，就不能不说曾澈。

曾澈，1913年生，浙江瑞安人。

曾澈参加特务处的工作甚早，据喻耀离回忆，1932年8月，他从特务处毕业，分配回家乡江西做情报工作。1933年夏天，喻耀离被任命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

但喻、曾二人搭档的时间不长，曾即被调到老蒋身边。喻耀离则升任江西站站长，兼任江西绥靖公署新闻邮电检查所所长，当时担任江西绥靖公署党政科科长的，就是周念行。喻耀离说。他与周念行的工作，“互为表里”。

周念行，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

周念行也是江山文溪高小毕业生，与戴笠、毛人凤、王蒲臣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周念行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因此周的胆子也很小。辛亥革命兴起，青年人兴起一股剪辫子的风潮，谁不剪，就是“保皇党”，戴笠等等早早地剪了，周念行也想剪，可是又怕回去了父亲责骂。

这时戴笠来了，二话没说，“咔嚓”一剪子就把周念行的辫子给剪了。前面说过，戴笠帮王蒲臣打过一场架，王以此一辈子认戴笠做大哥。这回戴笠又是一剪子，其敢作敢为、唯我独尊的那股劲头，同样给周念行以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别看周念行此时不起眼，日后，周却是同学们当中最早发迹的。从文溪高小毕业后，周考入衢州第八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系学习。

1926年，周念行归国，适逢北伐，周随军攻克湖北黄陂之后，就地当了县长，并提携当年的同学毛人凤在他手下当一个科员。而另一个同学戴笠，此时才刚刚跑到广州，正准备参加军校六期的补录呢。

此后，周念行又先后任浙江遂安县县长、安徽贵池县县长等职。1934年，周到庐山求见蒋介石，打算收编湘西土匪陈渠珍的残部（陈渠珍也是个奇人，沈从文曾经给他当过秘书），在九江旅馆与戴笠不期而遇。此时的戴笠，在特务处干得风风火火，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说老同学居然是留日回来的，怎肯放过，当即请周加入“团体”。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县太爷的周念行，跑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秘书。

周念行是明史专家，在军统，周基本上扮演戴笠的“国文教师”的角色。日后，周念行还曾为有志于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伴读”。

接着说曾澈。

1933年6月，征得老蒋同意，戴笠在蒋的侍从室下边，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特务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侦察班的班长，前面说过，就是军校二期生、广东人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四川人陈善周，戴笠在军校六期的同学。警卫班的班长，则派了戴笠的另一个六期同学罗毅。

另外，侦察班还有一个书记，就是原临川办事处书记曾澈。

戴笠搞的这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指挥，此时是老资格的军校一期学长宣鉄吾。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特务处，工资也从特务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戴笠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在戴笠，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老蒋的安全，本就是特务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老蒋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因此，戴笠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军校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翰廷、张毓中，都是这会儿派进去的。

与此同时，戴笠征得宣鉄吾的同意，还推荐了3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3个人是张业、莫钧和娄建如。这样。他们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领袖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戴先生不但达成了护卫领袖的夙愿，又有忠贞又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领袖之安全。”

这样一来，戴笠是合适了，但从黎铁汉等人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据张毓中回忆，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他们多两倍呢。

张毓中是在福建事变之后被派到侦察班的，他说：“侦察班的‘班’和军队当中的班、排、连的 ‘班’，是截然不同的，这‘班’原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工作的名称，因侍从室从来没有侦察班的编制，既然担负领袖警卫之任务无以名之，就姑且以‘班’为名了。”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