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54)

再说张超，卸去了福建的职务，赴武汉向戴笠“述职”。

张超此行，并不是一个人去的。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他这吋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此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

福建的民军曾经很出名，以至于“福建民军”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13年12月，以李厚基担任福建镇守使为标志，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势力进入福建，从此开始直到1934年2月陈仪主闽之间的20年里，福建一直把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有“小四川”之称。

既处乱世，必有揭竿而起之辈，这些人，良莠不齐，当然，“良”固然“良”不到哪儿去，“莠”则是肯定的，因此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好，叫做土匪也罢，都不太准确，只好称之为“民军”。由于这些民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任何地方军阀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而且还要加以利用。于是，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成为这些“民军”发展的良机。久而久之，“福建民军”成为了一种现象，任何人要在福建混，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到陈仪主闽时期，几股大的民军，已经次第平定，如陈国辉在福建事变时被十九路军枪毙，张贞部被收编。但还有许多小股民军，十分活跃。对这些民军，无外乎两个办法，要么是剿，要么收为己用，张超采取的是后者。

据余钟民回忆：“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余钟民提到的林荫、高诚学，都是福建民军中的风云人物。林、高是同乡，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其中，高诚学是大哥，生于1897年，林荫则生于1908年，是高的小兄弟，其一生的事功，都因高诚学而起。

高诚学是读书人出身，曾在福州协和神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在福州传教。据福建早期工运领袖陈碧笙回忆，此时，一个美国牧师对高十分欣赏，于是推荐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农学院。

1928年，高诚学曾返回平潭，在大富村组织抗捐，并将税官蒋启修押到县城游街示众。

此次回乡，高诚学还做了一件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在北平选购了一头良种猪，送回家乡与当地土猪杂交繁殖，效果很好，当时大家把这种猪称为“诚学猪”。这件事写入了《平潭县志》，据说直到现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猪在饲养。

毕业以后，高诚学去了上海，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张公怀、张文理和张圣才等人一起搞“人民生产党”，但没搞出什么名堂。

按：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厦门人。日后也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1933年，高诚学参加了福建事变，被陈铭枢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所谓“筑堤养淡”即现在的围海造田）。

福建事变失败后，高诚学回到家乡平潭，与林荫一道组织武装，从此开始民军生涯。不久，高诚学就干出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来。

1935年4月底，高诚学打听到涵江码头的“鹭江轮”上装有某日商的货物，即将起运至厦门，于是高、林等伙同平潭海匪张逸舟劫了这条船，将上的物资和乘客的贵重行李及现金洗劫一空，逃往厦门鼓浪屿，此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陈仪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严令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缉捕归案。

高见事情闹大，即与林荫潜逃台湾，随后设法将劫来的财物也运到台湾，准备兑换成银元后购买武器，重回平潭，东山再起。

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据时期，当局许诺免费为高提供武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得用于抗日，高诚学坚决拒绝，结果台湾当局将财物扣押，不予兑换。

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香港，投奔李济琛、蔡廷锴等人组织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

张超上任以后，感到高诚学可以利用，于是通过张圣才，联系上了高诚学，并亲自到香港说服高诚学。当时高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接受了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张超还带着高诚学面见了陈仪，高向陈大谈其在福建事变期间“围垦海堤”的情况，陈十分赞赏，当即令高任养淡工程处主任，重操旧业。

据余钟民回忆，“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这批人，也是通过高诚学策反的，其中，江秀清后来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高诚学的表现，令张超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张的保举，高诚学又被陈仪任命为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张超的手中，掌握着一大批类似高诚学这样“民军”出身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匪张逸舟，此次也同张超一起来到武汉，受到了戴笠的接见。

张超的设想，包括两个步骤，即先举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基本干部，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把福建的民军组织起来，拉起一支武装部队。

张超不愧是戴笠的心腹，他的想法，与戴笠在上海搞“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路子几乎如出一辙，而且，此时，正是平、津的王天木、陈恭澍拉起“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时候，因此戴笠听了非常高兴，令张超马上回到福建，经办此事。

据余钟民回忆：“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吋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褕的意味。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余钟民还说：“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超的动作很快，通过军统局在福建的南、北两站，一下子招了100多个学生，据余钟民回忆，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另外又把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聘为政治教官。

余钟民说：“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

张超忽略了一件事，举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件事，他又没有征得陈仪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