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41)

韩复渠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的韩复渠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当时在山东盐务税警团当下级军官的马节松有个“忘年交”,即第三路军少将高参甄绩成，甄曾对他讲过不少韩部的“内幕”。

据甄讲：“张、杨发动兵谏扣蒋之初，韩复榘持观望态度，其间韩曾与他的亲信及智囊们秘议此事。在蒋被扣压l0天这一事件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时，韩坐不住了。12月21日，他命令他的秘书协拟一个支持张、杨扣压蒋介石这一行动的电报发往西安，即所谓‘马电’。但是由于韩的秘书和参谋处工作的拖沓，这个通电直到l2月25日才发到西安。而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了南京。韩复榘这一通电成了马后炮。”

应该说，这个电报不仅“成了马后炮”，还惹了大麻烦。

当时，蒋介石派遣蒋伯诚以“冀鲁豫特使”的名义驻济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韩身边的“监军”。蒋伯诚跟甄绩成也是好朋友，蒋曾对甄谈到，说他得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韩复渠，结果韩不信，说“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放”。蒋还对甄说：“委座已回到南京了，韩主席还发通电响应张、杨，真是太胡闹了!”

事实上，韩复渠支持张、杨的电报刚刚发出，蒋伯诚就知道了，是韩复渠身边的另一位高参李天一跟蒋伯诚聊天的时候告诉他的。蒋一听大惊，马上给韩复渠打电话验证此事，韩断然否认。

事后，韩复渠得知是李天一告诉蒋伯诚的，大怒。不久，李天一就被人暗杀了，当时人都说李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但杀了李天一没有用，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上边白纸黑字写着“韩复渠支持张、杨”。于是，韩复渠把这事推到了具体办事人的身上。

据时任第三路军军医的乔新生回忆：当张、杨通电全国之后，山东省政府就发出了复电，电文大意是；“拥护张、杨的正义行动，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韩复渠“感到震惊”，于是把秘书长张少堂叫来，韩狠抽了张几个耳光：“谁让你往西安发报不通知我！”接着，韩复渠命令往南京发电，大意是：“慰问蒋回到南京，提到往西安发报之举，言说此事我（韩复渠）不知道，这是手下人办的，我已将该人体罚。”

韩复渠的儿子韩子华也曾回忆过韩复渠所发出的两通电报，他说：“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 ‘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 ‘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 ’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韩子华还回忆：“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查电报代日韵目，“马”字正是21日，也就是韩复渠支持张、杨的那一通电报，结果耽搁在路上，正好在老蒋回到南京那天发出。“宥”字则是26日，是韩复渠采取的补救措施。韩子华的回忆非常准确。

韩复渠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糊弄了事的。据蒋伯诚说，蒋介石见到韩的通电后，当时就说；“韩复榘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况下，韩复渠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站错了队嘛，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盛世才就比韩复渠多了个心眼。

盛世才这个人，邓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种猪”，真是贴切，除此以外，真的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其种种思维与行事，思之可怖。

据民国时的边政学家周东郊回忆，1936年以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是坚决反蒋的，不仅反蒋，连“三民主义”一块反。周东郊说：“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

1936年7月19日，盛世才发出“盛督办皓电”，即“七项救国纲领”，该电公开表明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在盛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新疆日报》马上发出了“号外”，据周东郊回忆，这是盛世才上台以后，《天山日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发出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据周东郊回忆，“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 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 ”

盛世才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态度，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交卷。

周东郊说，收卷后，盛世才看了就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世才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白天的事，据周东郊回忆：“就在当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

由于媒体的态度与盛世才的倾向性完全不同，大家都不理解，许多人问“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 周东郊说，“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据周东郊回忆，事后过了很长时间，盛世才还心有余悸地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