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9)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丨警丨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杭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団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丨居丨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