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8)

1935年12月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丨警丨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