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36)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1日和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