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铭九回忆，在他2月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105师第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月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月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2师、每师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8个师；原辖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月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